（六）“廉政账户”的设立后移了反腐倡廉的防线。

　　从各地设立“廉政账户”的实践来看，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反腐倡廉的防线实际上是后移了。但从犯罪学的角度讲，预防犯罪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地将防线前推，而不是后移。“廉政账户”实际上是提倡这么一种理念：即你可以先把贿赂收下来，然后再交出去，照样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就等于用事后的补救措施代替了事先的防范措施，这是“廉政账户”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从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考虑，不利于遏制和减少行贿受贿犯罪。我们现在主张的是在行为人实施行为前就要加以防范，如果行为人实施行为后则是应该考虑惩罚问题，尽管惩罚也是为了防范犯罪，但是这种防范毕竟还是以惩罚为前提的。应该承认，设计“廉政账户”制度的主要考虑，可能是怎样挽救一批党的干部。但这显然不是一种法律的要求，而是政治的要求，而且这一要求显然与犯罪学原理相悖。

　　（七）“廉政账户”的设立与所谓“辩诉交易”不一致。

　　时下，有许多学者将“廉政帐户”的设立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相比较，认为“‘廉政帐户’这种制度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英美国家辩诉交易的意味，即允许当事人和国家之间通过一种交易的方式，来解决一项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进行惩罚。”所谓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针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可以作无罪答辩，有罪答辩或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后两种答辩在诉讼中的意义相同，都被认为是放弃了要求正式审判的权利。这就是“罪状认否程序”，是辩诉交易的前提。当控辩双方达成协议，且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法官确认为出于“自愿”和“理智”，则在判决中体现这个协议，而无需再开庭审理。对于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法院并没有义务必然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驳回，则法院不受协议的约束，并给予被告人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 .辩诉交易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辩诉交易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产生，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状态。直到1970年，在布郎迪诉美国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可见，辩诉交易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其迅速解决了大量积压的案件，但是，即使是目前，其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主要体现在：辩诉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降低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尊严和权威，它实际上将审判权力从法官转移给了检察官，“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受到了损害等等。辩诉交易有诉讼理念的原因，也有其制度本身的原因，应当看到，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一般都是情节较轻的简单刑事案件，而对于特殊主体构成的职务犯罪，一般不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

　　应该看到，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中，辩诉交易已经早有人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引入，但是，事实上时下我国并没有接受辩诉交易制度。这是因为，在目前的背景下，我国并不具备承认这一制度的条件。另外，对于受贿罪这一特殊主体犯罪，能否适用辩诉交易即使在国外也颇有争议且没有先例。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在“廉政帐户”制度的讨论中，提及辩诉交易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类比，事实上“廉政账户”根本也不是什么辩诉交易，在某种意义上“廉政账户”更象“钱罪交易”，所以，严格说是没有实际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刑法学、犯罪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等角度分析，“廉政账户”的设立既违反了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基本原则，也与我国刑法的一些基本规定和基本理论相违背，同时也与犯罪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相违背。正因为如此，“廉政账户”理应迅速予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