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制定统一的国际刑法典和创建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一直存在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逻辑角度看，认为接受联合国和其机构作为立法者，接受超国家的刑事法院目前还时机不成熟，现代国际社会仍过于政治化和受“国家中心”的影响。建立超国家的刑事法院或刑事法庭会因其违反主权原则而不适当或可能造成国际法院无权而遭到批评。另一种是从实用主义观点看，认为完全靠逻辑推理，可能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因为国际刑事法院从逻辑上推理不能出现就否定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的可能性。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研究上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对该理论在年代顺序上的发展作为实践的集合体进行论证和分析；另一种方法是提出一个模式，然后在其框架内装配历史实践。作为结果，第一种方法更侧重于对以后情形的分析，但从国际刑法角度说，其会保留国际刑法的演进历程；第二种方法则更侧重于过程的描述，从国际刑法角度说，则可能超越其成长水平。然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两种方法似乎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定会出现。当然，这种论断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基于一定的理由：

　　1.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犯罪发展及惩治、防范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

　　一个时期以来，跨国犯罪增多和犯罪形式多元化严重困扰着国内刑事司法系统。“众所周知，世界科技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迅猛发展，它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地球都似乎变小了。它在促进世界经济与文明发展的同时，也被国际犯罪分子所利用，使他们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涉及国家更多，危害性更大，致使对案件的取证、追赃、追捕及惩处都更加困难。” 从毒品犯罪来看，非法的国际毒品贸易已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黑市交易，其每年的街头交易额估计在300亿至500亿美元。过去，美国是毒品的主要消费国，接着是东欧、西欧国家与之分享，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吸毒上瘾的人也急剧增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这一贸易的影响。从环境犯罪来看，水源的污染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如莱茵河、多瑙河流经多个国家，造成的污染严重；海洋污染情况更处于失控状态。从跨国经济犯罪来看，犯罪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重化态势，不仅旧有的传统犯罪形式得以强化，新的犯罪形式也不断出现。其中一个新的犯罪形式是洗钱，有人称之为“天然的跨国犯罪”；更新的是计算机恐怖犯罪-有人利用计算机进行诈欺，以获取非法利益；有人利用计算机扰乱信息系统，危害国家安全，进行破坏活动。从海上犯罪来看，80年代中期，海盗重新出现，海上保险诈欺、海上恐怖主义也成为严重危及人类共同利益的犯罪……很显然，单靠某一国或某几国间的司法合作难以有效地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与此同时，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并惩处的劫持人质罪、酷刑罪、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等国际犯罪在数量上猛增，国际公约引起的管辖权冲突又造成国家间争夺司法权大战，以致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和惩处国际犯罪。所有这些都表明，由于当代犯罪所具有的跨国性和世界性，传统的国家控制犯罪方法已成为不可能；传统的国家间的司法合作虽有作用，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已大打折扣，不能指望其有效解决当代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问题。因此，当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发展到一定程度，现有控制犯罪模式又变得无能为力时，国家为了保全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忍痛割爱，在鱼和熊掌中择一。而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恐怕是更有利的选择。

　　2.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

　　从历史上看，国家试图把其间的争端交给超国家的组织解决，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1794年，英美两国订立的《杰伊条约》，就规定组织联合委员会，如果其间发生争端，就提交委员会仲裁解决。1872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各州在英国订建了一艘“阿拉巴马号”船，并在对该船武装后袭击美国北方商船，给北方造成很大损失。内战结束后，美国以英国违反中立法为由要求赔偿，提交仲裁。仲裁结果，由英国赔偿1500万美元 . 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于1900年成立了常设仲裁法院，但此时它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院。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修改和完善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讨论成立真正的国际法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在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同意成立国际联盟，并在国际联盟盟约中规定成立一个国际常设法院，其主要任务是审理国际间争议，并就有关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这样，“人类想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中更明确具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争端的意愿毕竟通过公约的方式提了出来，在用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成立常设性司法机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常设的国际司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