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报告犯罪记录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其一，刑法第100条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灵活性。该条对犯罪行为的轻重、犯罪人个人情形、犯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后经历的时间长短均不考虑，而且是“应当”报告犯罪记录，而不是“可以”，这样，对那些不同情形的犯罪人就不能收到应有的作用，特别对那些经历较长时间没有重新犯罪并且确已改恶从善的人员。其二，该条规定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义务与权利、惩罚与奖励应该是统一的。报告犯罪记录，似乎只有义务、惩罚，没有权利、奖励。缺乏鼓励机制，不能不影响报告犯罪记录作用的发挥。如果说报告犯罪记录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也只能依靠前科消灭制度来保证。关于这方面的规定，目前，我国还是空白。其三，对于如实告诉犯罪记录者的权利保障，对于未如实告诉犯罪记录者如何处理，均缺乏明确的规定。

    三

    报告犯罪记录制度，不仅制度层面上具有不足之处，而且正是制度上的不足，导致功能上也具有缺陷。

    首先，报告犯罪记录制度的存在，不利于对犯罪人的彻底改造。

    有了本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无论在被判刑前，还是在服刑中，都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巨大的压力，反正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后再也好不了了。于是，他们在被判刑前，往往想方设法，毁灭证据，隐瞒罪行，逃避罪责，不仅不去努力减轻因自己罪行所导致的危害，而且有可能再去犯罪。在服刑中，他们常常缺乏改造积极性，不积极接受改造教育，对前途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在刑满释放或被赦免回到社会上以后，由于他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尤其是在从事对人们的生存 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入伍、就业时，必须将自己的犯罪记录报告有关单位，这样就必然导致他们某些权利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名誉的损害。如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等法律中就有关于犯罪记录人员丧失某些权利或资格的规定。这样以来，许多人在出狱后，甚至在自己以后的人生路途中，因为有犯罪记录，所以，即使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之心，也往往会受到歧视与冷遇，就业无门，求学无望，投亲不遇，无家可归，生活艰难，最后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有时可能重新走向犯罪的深渊。因此，此条的规定不利于有犯罪记录的人改造自新，不利于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同时也使社会以前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失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其次，报告犯罪记录制度，不利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其一，本条的规定不利对有犯罪记录的人员的权利保护。有犯罪记录的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刑法保护社会利益，自然不应将这部分人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类人虽然过去犯了罪，但他们毕竟以接受国家刑事处罚的方式承担了自己的刑事责任。有人把犯罪比作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种特殊交易，很有道理。犯罪人已经以自己的受刑之苦偿还了当初获得的犯罪之乐[9]（P.60）。如果刑罚执行完毕或被赦免，经历一段较长时间（如果时间过短，则无从考查其主观恶性的有无及其程度）后，有犯罪记录人员无违法犯罪情形，则可以认定他们的主观恶性已经消失，可以认定他们已经改恶从善。如果此时还对他们的犯罪记录念念不忘，则是对他们权利的藐视、限制与侵犯，而且也不符合人道主义。其二，本条的规定，不利于对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保护。有犯罪记录人员在社会上遇到诸多不便，自然会牵涉到他们的亲属朋友，从而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有犯罪记录的人往往因为此条规定的影响，破罐破摔，再次实施犯罪，甚至一不做二不休，选择更严重的犯罪，不仅毁了自己，更是对社会的巨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