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英美法系的英国，丈夫豁免也是历史传统。17世纪的一位法官Matthew Hale的话开创了“承诺论”作为丈夫豁免的理由。他认为，丈夫不可能对他的合法妻子犯强奸罪，因为通过相互同意的不可撤销的婚姻契约，妻子已将性权利交给了丈夫。（注：［美］哈里。D.格劳斯：《家庭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英文版，第147页。）现在，美国的判例法认为，只要是“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与任何女子进行性交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看大陆法系。

    法国1810年刑法典331条强奸未有定义，可见当时对“丈夫豁免”仍存在盲区。1980年，法国对刑法作了大修改，1994年重订刑法典。就强奸罪而言，从立法理论到罪的定义有了大的进步。新刑法将强奸罪由“妨害风化罪”节转入第二章“伤害人之身体或精神罪”，表明立法者惩处强奸罪的理由从“维护道德”转向保障人权。新刑法第222～223条规定的强奸罪定义为：“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无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可见明确排除了“丈夫豁免”。（注：《法国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7年版，第64页。）

    德国1871年刑法典未明言丈夫豁免，但事实上贯彻丈夫豁免原则。1975年修改的刑法明确规定“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强迫妇女与自己或他人实施婚姻外性交行为者”为强奸，明确排除丈夫。应当指出，在法律上由不言自明的排除到明确排除丈夫作为强奸罪主体，这本身表明“丈夫豁免原则”受到社会质疑，是豁免原则的强弩之末。1998年11月13日新版《德国刑法典》第177条采用了新的定义：“强迫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性行为，或让其与行为人或第三人为性行为”的为强奸罪，明确放弃了“婚姻外性交”的提法。（注：《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意大利1996年12月15日颁布的66号法律对性犯罪条文作了重要改革。与法国一样，将性暴力犯罪从“侵犯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罪”转至侵犯人身罪，对处罚强奸罪作了新的价值认定。这一价值转换导致对性自由维护的加强，传统强奸罪的界定被放弃。现行刑法“609条～2性暴力”规定，“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或者通过滥用权力，强迫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行为的，处以5年至10年有期徒刑。”这里强奸罪的主体和对象可以是任何男性与女性。据黄风研究，从最近的判例看，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强迫实施性交行为，可以构成强奸罪。（注：《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除了对世界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上述西方大国的刑法实现了对“丈夫豁免”这一长达数千年的陋习的革除以外，瑞典、丹麦、挪威、澳大利亚南部等国家和地区也分别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换。（注：参阅高格：《比较刑法学》，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以下。）就拿我国来说，台湾地区也已全部革除了丈夫豁免。（注：参阅［台］“立法院公报”，1999年第88卷13期（上），第168页。）我国香港地区实现了部分排除。在3种特殊情况下丈夫可成为强奸罪主体：（1）在法律上已分居；（2）法庭已经令丈夫不能骚扰妻子；（3）丈夫对法庭承诺不骚扰妻子。（注：参见宣炳昭：《香港刑法导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应当指出，由于许多国家刑法典“丈夫豁免”历来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变化只在法律解释领域，所以单凭刑法典不能判断是否完成了这一转变，而对这些国家的法律解释我们知之甚少。英美法系许多国家这一转变只发生在司法领域。再加之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的局限。所以，实际上实现了这一转变的国家和地区远不止上述国家和地区。据于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20世纪80、90年代，人类刑法史上发生了一场悄悄的革命：革除从野蛮社会带人文明社会的脐带——丈夫法律上的性暴力特权。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