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方为什么只具有“弱意义”的积极性权利而不具备“强意义”的积极性权利？理由有三：1.婚姻的自然性质决定了婚内性暴力的非法性。婚姻是“依据人性法则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婚姻的自然基础是**而不是单纯的肉欲。**的特点是行为人把自己“委身于”对方，而不是“霸占”对方。现代婚姻是双方自愿的结合，这种“自愿”不仅指婚姻的缔结是双方自由意思的表示，而且指婚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是“**”，而不是单纯的肉欲——是自愿的、互爱的。如果婚姻自由、自愿只体现在缔结时和破裂时（离婚自由），而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都可以合法地动用暴力，则意味着婚姻缔结的一方（通常是女性）“自愿地”将自己置于性暴力之下，这是反理性的。因此，既然婚姻是自由的，那么，缔结婚姻本身表明双方作出了性行为上相互尊重的承诺，“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意志的契约”（注：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6页。）婚姻决不能成为性暴力合法性的基础。婚姻“承诺”的是爱，而不是“承诺”忍受暴力侵害。

    2.法律平等原则排除了婚内性暴力的合法性。人格平等是现代法律的元价值之一，男女平等是婚姻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无论在实证法上还是在伦理规则里都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建立在平等权之上的性权利排斥任何一方使用暴力以实现性“权利”的可能。因为在婚姻关系中，既然夫妻双方的性权利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方被迫屈从对方的意志都违反了平等原则，任何一方的强迫性行为都侵犯了他方同样的权利。法律不应该确认此种违反法的基本原则、违反宪法的“权利”。

    3.免受性强暴的自由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使人类免受暴力压迫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是“对抗暴力”的需要，它只有在惩罚暴力压迫等社会罪恶时才取得正当性。除非为了自卫，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人施暴。所以，婚姻本身是野蛮性暴力的文明替代物，婚姻不允许有暴力。免受性暴力压迫是人的自然和绝对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它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因为理性人不会把自己永远地出卖给他人；即使一个人与他人签订了此类契约，现代法律也不予认可。

    五、余论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由于时代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和妇女自主意识的增强，丈夫豁免正在日益失去社会共识的支撑。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丈夫豁免立法的社会负效应也在不断增加；由于它助长了丈夫野蛮的性行为，从而降低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质量，增加了家庭内的暴力倾向，从而成为促使离婚率攀升的重要因素，成为激发家庭内伤害的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它成为我国买卖妇女犯罪猖獗的重要诱因。

    既然婚内强奸无论从比较法的角度，还是从法理权利分析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看均属“势在必惩”，而我们的刑法又缺乏惩罚的依据，那么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尽快修改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将丈夫纳入强奸罪犯罪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有足够的道义责任实现这项刑法变革。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