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制度变迁）是一种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经济体制内发展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成分，因而是一种双轨制的改革，并通过分析指出，非国有部门对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总产值所作出的贡献，均已超过了60%（参见樊纲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并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在198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参见 Woo， Wing Thye， “Crisis And Institution Evolu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mimeo，1996.7）由此推论，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并未得到结果，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新生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已。我们认为，简单的用统计数字来表明两种不同的经济部门的贡献是不够的，国有部门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任务和更多的社会负担，在整个社会的博奕中，国有部门的一部分损失转化成了非国有部门的利益。

　　[2]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的试验王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旅居海外华人在20世纪的经济历史中跨越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从真正的、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在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具有名义上的关税保护、小型政府和自由银行业）一直到刻板的国家微观管理（1982年广州的研究人员声称“建厕所也要北京批准”）。参见 罗斯基：《中国改革经验的启示》，载 徐滇庆 文贯中 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3] 据此，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落后于私有企业，是国际性的问题，因而，应当将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民主化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参见 前引 世界银行：《从政府到市场》，第49页。）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更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认为两权分离存在着效率的损失，国内的部分学者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例如可以参见 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不能简单的加以理解。例如斯蒂格利兹认为，以完全的私有化来实现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存在着政府的干预，认为私有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效率是不科学的。（参见 Joseph﹒Stiglitz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p.261；还可参见王利明著：《国家所有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4] 魏杰认为，坐在屋里拍脑袋是想不出办法的，必须寄希望于第一线实践者的探索。提出，第一，传统体制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劳动者的积累由国家拿去铺新摊子了，国家拿不出钱来，反而让企业自行解决。这叫“爷爷借钱孙子还”。（参见 《经济管理文摘》1996年第13期。）林毅夫提出，国有企业发展战略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重工业发展优先战略”的结果，它是政府的自然选择，在现实生活中的国有企业同私营企业处于非公平竞争的地位，其社会负担过重，因而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以下，第89页以下。）

　　[5] 参见 邓峰：《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困境及其法制突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1997年年会论文。

　　[6] 依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官方解释（有权解释），所谓法人财产权实质上就是法人制度加上经营权，从这意义以上而言，法人财产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系的概念。参见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编：《国有资产管理200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