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被监督案件的确定程序。由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全部阅卷决定是否进行监督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在检察机关设立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后，可设立人民监督员委派之工作人员，负责统一了解和汇总媒体、群众来信来访、报案人控告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转交的材料等并进行初步处理，再由人民监督员集体讨论具体案件需要启动监督程序与否。

    （三）监督的方式和时间

    人民监督员对批准逮捕案件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但对不起诉和撤消案件为事中参与，同步监督。这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否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发生冲突，人民监督员进入检察机关做出司法决定的过程，必然会侵害检察机关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现行法律体制下，也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二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及时保护的问题。对检察机关拟撤消案件的，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其审查的期限最长可以是一个月，如果确属应该撤消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特别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不应该的羁押。对拟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同时，忽略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逮捕上，较其他犯罪嫌疑人多了一个权利保护措施，而在不起诉上，又多了一个权利及时得到保护的限制措施，这两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在设置人民监督员制度时过多关注该制度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更多考虑到受该制度影响的相对人的权益。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应该借鉴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做法，采取统一事后监督的方式，既可以避免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法律规定相冲突，也可以及时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事后的救济渠道同样能够达到制约、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效果。在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启动程序上，可以与日本检察审查会方式相同，采取申请开启和依职权自行开启。在依职权开启上，应该与日本检察审查会一样，受到必要的限制，避免其成为人民监督员个人的行为，而非整体性的监督。对人民监督员认为检察机关逮捕、不起诉、撤消案件不当的决议，虽然不能必然改变检察机关原决定，但在程序上可以规定，必然使做出原决定的检察机关开启检察委员会讨论程序，检察委员会讨论后维持原决定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开启复核程序，使外部监督行之有效的转换为内部监督。

    （四）监督意见的法律效力

    目前，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赋予了较强的法律效力，即对逮捕、撤销案件和不起诉三种职务犯罪案件提出监督意见的，如果参加监督的多数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这种规定值得肯定。但因为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检察机关，其制约性就显得不够充分。对于监督意见的法律效力问题，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是一体，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体现，而监督意见往往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如果将监督意见的最终决定权交给其它部门，势必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所以，《规定》将监督意见的法律效力问题交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是合理、正确的。（注释28）另外，进行监督活动不可避免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目前的规定是由检察机关承担，这种设置不妥。（注释29）应当由国家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提供专门的经费。

    （五）设立人民监督员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国家产生比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法理基础主要是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治原则以及我国的以法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