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责任的主体事实上是加害者与公团体并存，加害者则由直接变成间接，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公团体往往会被转嫁为“代履行”的主导力量。在环境质量标准范围内，是公民应当忍受限度的范畴;超出环境质量标准，对环境利益造成侵害的，国家就要承担治理责任。具体的责任主体应为对特定环境负有保护职责的特定政府，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只要超出环境质量标准，对环境利益造成侵害，有关政府就应该负责治理，但国家的治理责任也是有限度的，可把环境质量标准作为衡量的客观依据，“只要恢复到原有的功能即可”。[11]

　　参考文献：

　　[1] 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2] (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2.

　　[3] 周楠.吴文翰.罗马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354.

　　[4] 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5] 宋波，梁远.西方国家环境群体诉讼之考察 [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1).

　　[6] 胡靓.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公众环境权的程序法保障[C].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3，9，16.

　　[7] Gerry Bates.Environmental Law in Australia (3).Butterworths，1992，p.373.

　　[8] Joseph Sax.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in Natural Resources Law: Effective Judicial Intervention Michigan Law Review，1970，p.471.

　　[9] 常英，王云红.民事公诉制度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8).

　　[10]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88).

　　[11]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