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提要: 新《公司法》秉持自由主义的逻辑，对公司进行松绑。此种立法逻辑要求司法者调整长期以来的管制主义裁判思维，坚持裁判宽容。裁判宽容要求：在审理公司法案件时，充分尊重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谨慎解释自治与强制的界限，理解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基准，理解公司法并非推行公共政策的合适领域;法官要充分尊重公司的商业判断，不对公司实体营运过多干预;公司诉讼要采取更为宽缓和灵活的方式，有些案型要将调解设置为必经程序，有些案型要主动压缩审理周期。

　　一、背景

　　2005《公司法》的修订，在诸多方面化解了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诟病的“公司法欠缺可诉性”的问题。新设的许多制度，平息或抑止了实务界经年的争论。例如，明确了验资机构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设定了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瑕疵的无效宣告或撤销制度、明确了股东名册的功能、细化了股权转让的规则和程序、强化了股东知情权、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淡化了股东权的强制性色彩(包括表决权的计算方法、利润分配比例、优先认购权等均可章定或约定)、以及设计了公司会议召集僵局和公司僵局的解决方案等等，这无疑使相应案件的司法裁判变得更加顺滑。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大量新规则的补设，无疑会衍生出新的案型。尤其是立法者所秉持的从管制主义到自由主义基本立场，[1]将使法院审理公司法案件的裁判思维发生怎样的改变?这无疑是各级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笔者认为，《公司法》修订中的自由主义立场，确保公司自治日益取得独立价值，与此相适应，法官的裁判思维也应日益走向宽容。

　　二、立法者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曾说过：“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2]如果弗里德曼没有错，那么，法典的修正也应当隐含了某种强大的思想运动。本次《公司法》修订所隐潜的法律哲学是“自由主义”。尽管安东尼·德·雅赛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通常都使用一种相当笼统的、往往又是含糊不清的概念来表达自由，……自由这个概念可塑性是十分大的。种种可以往这个概念中塞进去的含义简直是无限多的。”[3]柏林也曾说：在人类历史上，“自由”这个词的意义很模糊，几乎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解释。[4]本文无意于纠缠自由主义的这些意蕴，我将在极为广泛和松散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的概念。所谓自由主义，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管制的放松。因此，我将《公司法》修订中一切放松管制的现象都称之为自由主义。就此而言，本次《公司法》修订的自由主义色彩是十分鲜明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的修法立场贯穿了新《公司法》的全部内容，从总则到“分则”，从公司设立、营运，到公司解散都体现了自由主义倾向。[5]这些倾向集中表现在以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