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股东自治：完全的私法自治

　　所谓股东自治，也即股东间的关系以及股东与公司间的关系，原则上应由股东依其所欲(自身意思)加以调整，立法以及司法机关不应随意干涉。股东自治是公司成员的自治，广义上也可理解为公司自治的范畴。股东自治是公司法领域中一种较为彻底的私法自治形式。其彻底性表现在，股东间的关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定，但可被解释为“合意契约关系”，从而用合同法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来解释。也即股东间关系，可以根据“全体股东的约定”来形成和更改。本次立法修订的有关条款反映了这一特点。例如，有限公司股东是否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和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允许由“全体股东约定”。此所谓“全体股东约定”应被理解为全体股东达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应不包括用公司章程的形式(多数决)约定。可见，股东间的关系乃应推行彻底的私法自治。由此，我们也许就能合理解释实务中经常遇到的“股东间契约”的承受问题。

　　在实务中，论及股东间关系时，经常遇到以下案型：股东在公司章程以外经常订有“地下契约”，该契约对股东间关系乃至于公司治理安排做出了特别约定。有些契约明确说明是章程的附件;或者对全体股东(包括新加入公司的股东)具有约束力。这类条款往往真实反映了股东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当事人实际遵守的潜规则，是隐含的、真实的“章程”。能否将其视为章程附件，令其具有与章程同等的效力呢?尤其是，在股权发生变动时，原股东间的这种契约能否直接对新股东产生约束力?或者说，股权转让是否导致作为附属的原股东间的契约之主体发生变更?实务中经常会有争议，一类观点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章程附件，从而令其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另类观点主张将其解释为原股东之间的契约，将其效力射程局限于签约股东之间，不对新股东产生约束力;还有观点倾向于以该契约违反公司章程为由完全否定其效力。[12]

　　我认为，股东契约经常会给股东设定负担，如果这些负担本身内含于股权之中，自然能随股权变动发生负担移转。如果这些负担没有内含于股权之中，则不能视为契约负担当然移转于新股东。此时，股东契约相对于基于股东权而形成的股东关系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股权变动导致新股东对原股东间契约的继受，原股东问的契约不能当然地为受让股东设定权利负担。除非，对该契约或者其权利负担，有证据表明新股东明确表示愿意受其约束。如果受让股东未明确表示加入履行，则不能推定为构成契约主体变更。因为推定承诺需要要根据履行行为来判定，如果受让股东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则难以构成推定的契约承诺。此种理解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当然，如将原股东间的契约联系定位为相对独立于公司章程的契约关系，则只要其符合《合同法》关于契约有效的要件，则自然在签约股东间发生效力，股东可以以契约为依据诉请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