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强化为权利而沟通的程序对话机制。民事诉讼虽然是解决私权纠纷的程序，但诉讼程序却并不仅仅是当事人（包括律师）私人的事情，民事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原则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在程序自由主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对抗制也不意味着绝对的斗争，当事人在对抗中有合作，在自主中接受法院的强势管理，“为权力而斗争”将逐渐转向“为权利而沟通”。民事诉讼中反程序倾向，诸如合意机制、ADR、和解文化对程序的反叛，呼唤程序对话理论的确立。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自然成为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 对抗制的扬弃和发展，即以程序对话和程序管理机制为修正范式、从绝对走向相对、从过分自由走向相对自由、从实体中心、程序中心走向相对程序主义的对抗制，乃是民事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发展的全新方向。

　　正如没有绝对的自由一样，也没有绝对的程序自由，对当事人而言是如此，对法院亦然。而程序自由的相对性，也随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动态地演变，况且，自由还是在与不自由的对比中自我体现的。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均衡发展，无法用函数、公式或规律予以描述，语言的模糊描写当然同样显得苍白无力。本文的意义只在于简要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提出问题，尤其是试图开辟一条接近民事诉讼理论的社会科学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