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无过失责任在民事责任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事责任传统上采取过错责任主义，其在 19世纪到了鼎盛，但同时也遭受到了压力，此项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业灾害和铁道交通事故。随着意外事故的急剧增加和损害填补必要的凸现，无过失责任也由原先的特别法领域渐次扩张，迄至今日，已成为与过失责任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运用无过失责任虽然能够显著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也应该看到，其结果势必加重加害人承担责任的负担，不利于个人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一些对社会有益但风险较大的行业，投资者会裹足不前，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前进。

　　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无过失责任向受害人广开求偿之门，但是对于受害人能否从加害人处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还存有疑虑。通过责任保险，将损失分散于大众，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实际上强化了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因此，责任保险的介入，可以提高加害人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力，有助于受害人利益的满足，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符合社会公益。

　　责任保险的蓬勃发展与无过失责任的引入联系密切，正如所有学者认为的那样， “无过失责任的发展是与责任保险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保险制度成功地减轻并分散了加害人的负担，为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但是责任保险在其创立伊始，也受到舆论的指责。民众认为开办责任保险会助长道德沦丧，这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相左，同时使得人们对注意义务有所懈怠，助长反社会行为，有悖社会公益。虽然有如此众多的批评，但是并未能阻止责任保险之发达。依照台湾学者王泽鉴的观点，其原因有三点： 1、19世纪以来，意外灾害事故频繁，加害者个人负担沉重，受害人也难获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填补受害人之损失，符合社会公益；2、责任保险制度并未助长反社会之行径，行为人并未因投有责任保险而降低其注意义务，“盖事故一旦发生，加害者自己不但常难逃灾祸，而且在刑事上或行政上尚须受到一定之制裁”；3、可以避免加害人借责任保险逃避民事责任制承担，“例如对某种范围之保险人可以提高保险费率，依法规或契约之规定，更可使保险公司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肇事损失者，有求偿权。”

　　但王泽鉴先生同时也认为 “在责任保险制度之下，民事责任仅系烟幕，损害赔偿实际由保险公司支付”，虽然存在上述情形，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受害第三人的补偿不可能抛弃侵权责任而单独适用责任。“认定侵权责任之构成、确定实际损害的范围仍然需要借助侵权行为法，而保险合同不过在责任的最终分担（由保险公司）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民事责任对加害人具有道德评价作用，但该作用应当服从于对受害人的赔偿的充分、有效的客观需求；若加害人没有客观的手段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民事责任的道德评价也将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