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责任保险危机

　　与责任保险的辉煌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的责任保险危机（一般出现在产品责任领域）。责任保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得到民事责任制度中无过失责任的扶植而得到繁荣；同样，在责任保险达到鼎盛时期，又是由于民事责任制度尤其是该制度的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造成了责任保险的危机。其表现为：责任的巨大膨胀与裁决金额的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采取极端的措施，或是责任保险费成倍的猛增或是人们得不到保险单。

　　当今社会的产品复杂程度增加，同时人们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时特别关注受到损害时损害是否能得到足额的赔偿。而足额的赔偿取决于生产商、销售商的实力及其是否拥有责任保险单。如果有保单，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消费者能够获得足额的赔偿。同样，对于企业而言，若没有保单，消费者就会转投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基于此种考虑，企业会拼命地购买保险单以吸引消费者。这样保险费上去了，成本也随之上扬，此时企业只有希冀通过扩大销售量来消化掉增加的成本。

　　对于发生责任事故的企业而言，境况就更为复杂了。若消费者因受到损害诉至法院，由于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存在，法院往往会支持受害人高额的赔偿要求。在责任认定上，法官认定的是保险而不是责任，裁决被保险人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责成保险人承担责任。法官成功地玩了一场 “认定被保险人”的游戏，由此假借法官之手把原告的损失分散到社会中去。正如丹宁勋爵在一个判定知识丰富的驾车人作为富有经验的司机应当保持高水平的驾车技巧时阐述的那样：“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个正在背离‘无过失无责任'原则的法律部门。我们正在开始适用这样一条原则：即确定‘谁应当承担风险'。从道义上讲，这位知识丰富的驾车人是没有过失的；但是从法律上讲，他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他保了险，危险应当由他承担。”

　　由于法官的不谨慎，在审判中只认定保险单而不认定责任，颠倒了责任与保险的主次关系。责任保险中，责任是基础，保险金的给付是建立在对责任的认定上。正如英国法学家霍斯顿和钱博斯所倡言： “责任保险为投保人所损害的人提供补偿是以他能够证明投保人的责任为条件的。因此，这种保险在本质上是寄生的，在投保人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得到证明之前，任何赔偿均不得支付。”责任与保险的主次关系在法官审判时被颠倒了，这为责任保险危机埋下了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