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法理学与法理论。在欧美法学界，还有一门学科，称之为“法理论”（ Rechtseorie， Legal Theory ），其理论背景为分析哲学和实证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实证法，但与法实证主义并无必然关联。 7 在此际，法理论虽然不同于考夫曼意义上的法哲学，也有别于哈特立场上的法哲学，但却与奥斯丁的法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之含义几近相同，进而，也可以认为，与奥斯丁的 Jurisprudence 几近相同。当然， Jurisprudence 一词还包含“法学”、“法律学”之义，那么，法理论之含义显然不同于法学之含义，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法理论也不同于法律学。法律学，依据 Jurisprudentia 一词的演进过程可知，它侧重于法释义学，法理论虽然也包含法释义学，但它的理论范围要比法释义学宽得多。由于法理论这一法学之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实证法，而排除了自然法理论，所以，它也不可能与今日中文之“法理学”的含义等同起来。后者的理论范围比前者大。

　　综上可知， Jurisprudence 一词的含义还不曾与中文之“法理学”有词义关系，虽然在法界已公认中文“法理学”一词是英文 Jurisprudence 的汉译，但却是有疑义的。今日，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之名称，既不来源于 Jurisprudence （法学、法律学），也不是来源于 the philosophy of law （法哲学）和 Legal Theory （法理论）。

　　据台湾学者洪逊欣先生的研究表明，“法理学”之名称最初产生于东京帝国大学，由该大学教授穗积陈重所创造，用以表示讲授法之根本问题之课程（明治 14 年）。而此前，在日本的大学课程设置上，采用过“性法”、“自然法”（文久年间）：“法科理论”（明治三年）和“法论”（明治八年）之名称。穗积教授之所以未承继“法论”之名称，是因为“法”有“佛法”和法学上所谓的“法”等义，应加以区分；同时，他认为也不应以“论”来指学问。而穗积教授也未采用“法律哲学”之名称，是因为当时哲学研究者限定哲学为“主观性”之形上学，从而引起教学上的不便。因而，穗积教授在“客观性之法形上学”（即实证法哲学——本文理解）未发达之时，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之法思想的影响，放弃主观哲学之影响，采用了“法理学”之名称。 8 洪氏的这一发现，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知识信息：第一、“法理学”一词最初来源于大学课程之名称；第二、作为课程之名称的“法理学”与 Jurisprudence 一词没有直接关系；第三、作为一门课程的“法理学”既包含主观性之法形上学，也包含客观性之法形上学；第四、穗积氏是为了教学讲授方便起见，排除了“法形上学”（即法律哲学）之名称，而并未排除法律哲学之内容；第五、穗积教授的“法理学”在内容范围上要比我们今天所谓的“法理学”广，它几乎等同于我们今日所谓的“法学”。

　　今天，我们考察和界定“法理学”之范围的境况，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实践已不仅仅局限于对法典的解释，法学的学科分类名目繁多，已相当精细，尽管在理论上的证立还很成问题。而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各个分支学科彼此系连，要想比较清晰地找出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致于有人认为，我们去对法理学和法哲学之类的名称及内涵作区分是毫无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各大学法学院系又必须开设此一课程，如将这门课程称之为“法哲学” 9 可能会使一大批教员望而却步，称之为“法学基础”，尽管可以使一大批教员喜出望外，但有失法理学的品质，无疑是降低了这门课程的知识标准。那么就只好称为 “法理学”了。本文认为，一门课程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名称向来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关键是内容，确定什么样的内容才能符合作为一门大学法学专业之课程的 “法理学”，这就要求考虑内容的科学性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法科的学生，首先应该了解法（法律）是什么？而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同学派有不同的答案；而虽有各种学派，但最终可归于两大理论领域：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论。因此，法理学的知识内容必须包括此两大理论领域的基本知识。由于此两大流派对 “法（法律）是什么”存有本质上的分歧，而要证立各自的观点立场，必须要使用到论证理论。因此，法律论证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识内容。以下是本人自制的“法理学课程大纲”（原版），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