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三种调整机制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转变是，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地区、国家和社区范围，涵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治理”的第三种调整机制正在深入人心。笔者认为，第三种调整机制主要是整治政府危机和市场危机的产物，是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种组织）兴起和治道变革的产物，是民主运动和绿色运动的结晶。

　　2.1 行政调整机制和市场调机制的成就和不足

　　迄今为止，市场调整机制与行政调整机制既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主要机制，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第三种调整机制则是整治政府危机和市场危机的产物。

　　从15世纪重商主义兴起至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胜利，这个时期奉行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自发秩序论。人们认为市场秩序是自发的，是出于个体的人的天性所要求的，因而是自然的本质；市场秩序的基础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然的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这个时期是古典主义的市场自发秩序论战胜封建人为专制秩序论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论的过程。在19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时代，垄断经济领域的主流学说是由亚当？斯密著的《国富论》（1776年）所代表的微观经济学 .亚当？斯密对任何固有的权力（无论是私人垄断还是政府独裁）都持不信任态度，认为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他用几百页的篇幅抨击了政府数不胜数的干预蠢举，认为这类干预会限制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行，并最终损害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他指出：“每个人都力图利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这种被译为“别管我们”的学说认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干预经济，尽可能地将经济决策留给市场供求机制去完成。这种学说支持的自由放任状态造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也带来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失灵和环境大破坏。

　　进入19世纪末以后，由于未加管束的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导致经济危机接连发生（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发生了9次衰退），美国及西欧工业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的思想，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开始在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宏观经济学家发现：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种经济能够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顺利运行；在一定条件下，完全竞争 经济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是指：无法在不损害其他人经济福利的前提下，增进某个人的经济福利）；但市场并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当出现外部性时，“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会崩溃，市场就会失灵；政府在应付经济危机、调节市场、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能被替代的作用。近50多年来，发达国家运用凯恩斯革命的启迪，政府逐步被授予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一系列由政府制定和控制的公共政策、公共机构、公共项目应运而生，它们彻底抛弃了旧的、正统的政府不干预理论及与之相适应的货币、财政、政治政策，在新的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市场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种制度被称为福利国家。这为防止经济危机、防治环境污染、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环境行政控制提供了一定条件，由此带来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环境行政管理强化。

　　但是，政府管制经济和提供公共物品、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发展，也带来了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公共支出扩大、“公有地的悲剧”等政府失灵问题。有关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发现，强调政府行政调整所遵循的是“哈韦路假设”， 正是借助于这一假设，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可以消除市场失灵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政府并不始终是公共利益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的合理代表、正当代表，随着对“哈韦路假设”的怀疑或否定，“政府失灵论”或“政府失败论”应运而生，“公共选择学说的贡献在于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东欧，一些高度运用政府控制权力控制经济的计划经济国家相继出现了严重的“政府失灵”局面和经济发展缓慢的恶果。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率回复到正常水平，对于政府职能的怀疑思潮有所抬头，政府计划越来越不受欢迎。批评者们认为，政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了问题本身，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严重。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政府垄断、干预不当、政策不当等方面。由于许多国家控制政策的失败致使“国家失灵论”或“政府失灵”论兴起，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理论遇到了他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新经济自由为哲学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又称“新自由主义共识”、“华盛顿共识”，其基本观点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简单地通过释放和鼓励私有市场的办法得到最有效率的解决。但是，主张政府调整的保守主义思潮也不甘落后，他们对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击和批评。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甚至连“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热情的倡导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里茨（Joseph Stiglitz）也认识到：“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是不全面的，有时还会误导……不只是经济政策和人力资源决定经济成果，还有一个国家种类机构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转型国家，分别通过制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减税、放松经济管制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即将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的继续发展。上述作法和观点为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保护环境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