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欧洲国家在宪法改革过程中未采纳美国的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欧洲宪法审查是欧陆特殊分权模式和法治的产物。该模式强调了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其立法活动的产物）至上的观念。在民法国家，法律的覆盖范围是广泛的，法官没有像英美法官同行那样的造法功能，必须忠实地适用法律，而不能挑战法律。法官的能动性还受其身份属性的限制，即其乃是公务人员序列中的一部分，根据其职业能力和资历由低级法院向高级法院升迁。宪法审查乃是准立法的职能，被认为与常规的司法活动有质的区别。普通法院及其法官未被赋予该项职责，其任务是适用现有的法律，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立法机关之上，以及因其人格和经验，不具有从事政治敏感性的理想资格（但所有普通法院有权审查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因此，宪法审查职责由单独的宪法机关、按照特殊的程序并由按照该项职能特别选任的大法官履行。”（注：H.Hausmaninger：“The Austrian Legal System”（the Third Edition），MANZ2003，p.139-140.）

　　违宪审查或者司法审查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西方学者甚至追溯到罗马法。例如，按照查士丁尼的主张，“如果敕令、国务法令和皇帝告示与一般法或者公共利益不符，（法官）在解决争议时不予适用：但无论如何，皇家的一般宪法必须遵守”。贵族院也可以宣告平民院通过的法律无效，这种权利类似于现代司法审查观念。西塞罗曾指出，与“众法之法”（jus legum）相冲突的法律无效，这种众法之法类似于宪法，尽管不一定是成文的。罗马法的这种思想对于后世司法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法院（巴列门）曾在判决中宣告国王的立法无效，以试图减弱其摄政权力。这种做法引起了争议，其结果法国大革命后的1791年宪法明文规定：“法庭不得干涉立法权的行使，不得拒绝执行法律，不得侵犯行政……。”17世纪意大利法院也曾有拒绝适用教会法的判例。由于对普通法院的不信任，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并未赋予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开始通过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形式构建宪法审查制度。

　　英国的情形也很特殊。在光荣革命之前，法院被归入行政机关的分支，但光荣革命以后，即便国王本身也必须遵守普通法，只有其纯粹的行政行为才不受限制，而纯粹属于司法性质的事项，法院具有最终发言权，因此行政与司法具有了形式上的区分。但是，自从最终上诉都是由上议院决断时起，也就形成了议会至上原则，即立法实际上是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同的行为。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是熟知英国的这种制度的，但认为这种制度有严重缺陷，故决定不采用该制度，而采取较为严格的分权制度。这种制度为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注：Robert Lowry Clinton，'Marbury v.Madison and Judicial Review'，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p.29.Chapt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