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采取违宪审查制还是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制度，这本身都是对立法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它可以约束下位法的制定机关，使其尽量不制定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这里借用卡多佐的一段话表述一下这种制度设计本身的重要价值：

　　“对于制约立法机关的决断的外部权力，不能以该项权力运用的次数来衡量其效用。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因被珍藏在宪法之中，并把保护的责任庄严地赋予一批捍卫者，从而得到维护，不至于受机会主义的骚扰、权宜之计的摆布、零打碎敲的侵蚀以及对基本原则缺乏耐心的人的藐视与嘲弄。无论是有意还是不经意，这一游移于幕后、却也随时用得上的制约力量有助于使立法机关的决断稳定、合理，有助于使其洋溢原则的光辉，有助于高举标准，使必须相互竞争而又不失信心的人得以看见。”（注：［美］A.L.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另一种译法是：“对于这种从外部制约立法判断的权力，不应当以计算这种权力行使的次数来衡量其效用。面对机会主义的攻击、一时的便利、细小侵占的腐蚀以及对一般原则缺乏耐心的人的轻蔑和嘲笑，自由和平等的伟大理想之所以得以保存，就是因为它们被神圣地置于宪法之中，并将保护它们的任务神圣地交给一个维护它的机构。通过有意识的和下意识的影响，这种限制性权力的出现，尽管背景散淡，却总是处于预备状态，它趋向于使立法判断得以稳定和理性化，它向立法注入了原则的光辉，使这一标准高高耸立，可以为那些必须进行这一竞赛并保持这一信念的人们所看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4-55页。）

　　在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和法治不统一的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规定或者限定的现象更是严重。肯定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的法律规范选择适用权，除直接维护法治统一外，还可以对下位法的制定机关形成一种预先的外在约束和压力，减少越权立法的现象。

　　四、法官必须在整体法律秩序中寻求法律答案

　　在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为什么法官当然享有选择适用权，或者说选择适用属于法官的法律适用权的范畴？答案很简单，就是法官必须在整体法律秩序中寻求法律答案。

　　在审判案件中认定或者宣布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通常都不是出于法官的偏好，而是维护整体法律秩序的价值的无奈之举。即便在违宪审查高度发达的美国，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在首开美国司法审查（违宪审查）之先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一案中也明确指出，司法审查是一项勉为其难的权力，只有在法院为解决手头的案件而不得不行使时，才去行使。他还说，司法机关的任务是 “告诉法律是什么”。如果法院运用法律，它必须求全责备，包括求诸书面宪法。例如，美国在其司法审查中特意强调，法院不仅要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而且要审查其是否与上位法相符合。当然，法院决定“法律是什么”乃是有限制的，即必须只能在“必要之时”。只要将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就必须决定两个相互冲突的规范哪一个适用于该案。（注：Robert Lowry Clinton，'Marbury v.Madison and Judicial Review'，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