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张志铭：《裁判中的事实认知》，载王敏远主编《公法》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2] 恰如费老所言，“理想，……是一种不肯安于现状的动力。理想固然不常实现，可是它改变了现状，使现状不能生根。”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115页。

    [23]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24] 吴宏耀：《现代法规范下的诉讼认识》，载《诉讼法学研究》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25] 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6页。

    [26]“其证据之调查，重在发见证据态度，形成正确之心证，基于法官裁判制及自由心证主义之理论，证据之调查与证明力之判断，其职权固属于法院；然证据之应否调查及如何调查，与证明力之如何判断，倘完全不容许当事人参与其事，既有背诉讼之本意，且其所形成之心证，亦难免过分主观，均非良善之制。”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三民书局1979年三版，第71页。

    [27] [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中国政法大学·吴宏耀

    内容摘要：

    人类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有两种方式：直接感知与回溯性认识。在诉讼活动中，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属于回溯性认识，而当事人等主体的认识则可以是直接感知。由于同时并存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认识方式，司法裁判制度必须解决查明事实真相与裁判者认识能力之间的矛盾。现代诉讼制度通过强调裁判者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参与，为查明事实真相提供了制度前提和可能。

    关键词：案件事实 双重视角 事实认定 查明事实真相

    Title：Factfinding in the adjudication

    Abstract：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by which mankind cognize the historical fact under dispute， one is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other is deductive cognition. In the area of adjudication， by contrast to the experience approach of the parties and others， the cognitional approach of the fact-finder is deductive cognition. So， the judiciary adjudication system must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ascertain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the actual cognitional ability of fact-finders. In modern legal system， by encouraging the co-operation of fact-finder and parties， it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ascertain the truth.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fact under dispute， two perspectives of the dispute fact， fact-finding in the trial， ascertain the truth.

    “事实是硬邦邦的吗？”对此，王敏远教授的回答是：“在案件及与诉讼相关的证据理论中，所谓‘硬邦邦的事实’其实是个谬误”。[1]其理由有二：第一，历史不能重现，人们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能借助证据。第二，事实是主观截取的结果。[2]因此，“现实中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证据被记载、被论述、被解释的事实，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硬邦邦的事实’”。[3]“现实中被保存下来的记载材料，不论给予多么合理的解释，也绝不可能是本原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认识论意义中的历史的事实不再是‘过硬’的、牢靠的，而是‘叙述的’、可谬的。”[4]在此，王敏远教授的论证脉络非常清楚：在诉讼案件以及在证据理论中，（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本身与“认识论意义中的现实的历史事实”不同；在现实中，历史事实本身无法重现，所谓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证据形成的关于该事实的认识，而后者显然不可能是“硬邦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