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王敏远文，第189页。

    [4]王敏远文，第182页。

    [5]我们认为，“事实是硬邦邦”，不是说事实象砖头一样可以拿出来给人看，而是说，它象砖头等物理学对象一样，尽管我们可以认识它，其存在却并不依赖于我们个人认识与否、承认与否。换句话说，在认识关系中，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像物理学对象一样，对于认识主体有着自身的给定性，尽管这种给定性因主体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强弱。例如，对于“我丢了钱包”这件事，无论我是否愿意、是否接受，都无法改变事实本身，即使我自我安慰说“可能拉在家里了”都没有用；然而，对于他人，这一事实却是如此不确定，甚至你可能会怀疑我在撒谎以换取你的同情（如同我们在火车站经常经历的那样！）。

    [6]在认识论意义上，如果我们的认识正确反映了事实的给定性（如，“我丢了钱包”）；那么，我们的认识也可以因为正确反映事实而具有“硬邦邦”的品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需要强调某一认识正确反映了事实的给定性时，往往会说“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在这里，我们暗含了“对于这一认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就这样”的意思。

    在诉讼中，案件事实对于当事人有着自身的给定性（切肤之痛！），这一给定性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并迫使其不得不承认某一关于历史事实的认识“正确与否”。

    [7] [美]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0-571页。

    [8]在此，我们可以用“感知”而不用“认识”，目的是为了突出这种认识方式所有而回溯性认识所无的如下特征：在认识活动中，“历史事实本身”是一种当下可感知的存在；认识主体的认识具有整体性、直观性，更准确地说，认识主体本身就是该“历史事实本身”的一部分。

    [9]在历史哲学中，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倍受强调。“对于过去的所知，不论多么少，都是从记忆开始。由于人有记忆，它基于经验知道曾经有过过去。”（[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历史思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而有赖于记忆。如果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么过去这一概念对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就很可疑了。”（[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如果美国人民不能保持记忆，比方说，像狗那样（我只是这样假设；因为我不是狗，就不敢肯定），那么，林肯被杀这一事实是否能在当今世界上产生影响呢？如果所有的人在48小时之后完全忘记了这个意外事变，那么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它还会发生什么影响呢？”（[美]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10]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无认识则无效”的认识论原则，如果历史事实不能真实地促在于具体的认识活动之中，那么，“历史事实”早就像“神”、“永动机”一样沦为纯形而上的概念了。

    [11]“所谓‘现在’的事实，其基本特点是可以被认识主体当下所感受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同的认识主体的感知兴趣、感知能力、感知对象等方面大致相同，那么，‘现在’的事实就因具有普遍的可感知性，、易于公认性、无争议性而具有确定性。”（王敏远文，第189页。）因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看走眼的”的经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我们往往不会轻易怀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

    [12]当然，“新近发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但是，在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下，这里的“新近”还是有其较为明确的含义，而且必定在个人的生命与记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