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依靠发展。第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发展包括经济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尤其是物质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环境保护就犹如无本之本、无源之水。这已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第二，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由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保证。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但也是一个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它需要由科学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由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而推动的机器、设备、仪器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发展是唯一的出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创造出包括清洁、适宜环境在内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所以我们既主张要保护环境，同时应进一步发展，二者不可偏废。同样，环境权与发展权在人权体系中亦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既不能为环境权而否定发展权，也不可为发展权而否定环境权。在我国，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1页。

　　[2] 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3] 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

　　[4] 克兰斯顿著：《人权》(1995年)第21页。

　　[5] 参见沈宗灵：《人权是什么意义上的权利》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第22-23页。显然沈宗灵先生在主张人权是道德权利时，与西方学者有本质区别，他是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分析人权的。

　　[6] 同上，第13页。

　　[7] 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17页。

　　[8] 参见原田尚彦：《日本环境法》载《民商法论丛》第381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9] 参见董灵：《环境权与环境法制创新》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第36页。

　　[10]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台湾)第11页，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11] 参见(日)大须贺明：《环境权的法理》，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第56页。

　　[12] 见原田尚彦：《日本环境法》载《民商法论丛》第381页。

　　[13] 参见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第15页。

　　[14] 见杜钢键：《日本的环境权理论和制度》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