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经营权毕竟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的权利，确认妨害经营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为经营权，既有法律依据，又有实际操作的意义。至于将来法律对经营权规定的变化，则无法预料。因此，在现阶段，在法律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应当认定妨害经营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为经营权。

　　2.以营业权作为妨害经营侵权行为的客体与我国法律规定不合

　　营业权是德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于19世纪末确立的一种权利，[23]该权利的创设被认为是“权利先于救济”的典范，因为在判例确立该权利时，《德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德国最高法院判例认为：“一个已经建立的营业或者企业构成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本身可能受到侵犯。”[24]“因为一个已经建立的独立企业并不意味着商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其意思，但是其自由意思确实已经在实际上得以体现，所以可以安全地推定（商人）对企业的一种权利。”[25]尽管如此，德国学说还是认为，营业权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项所称的“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的侵权行为”中的“其他权利”的一种，具有绝对权的性质。[26]根据司法判例，该权利只能用来防范“直接的”[27]或“与企业相关的”[28]侵害行为，并且该权利在效力方面低于一般条款所提供的保护，所以此种权利常被称为“框架权利”。[29]框架权利的效力较弱，因为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能够表明该行为具有违法性，认定行为是否违法必须对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能够确定是否存在侵害这些权利的行为。

　　即使在德国，营业权的适用范围也相当有限，仅适用于几个特殊的领域，如组织联合抵制、违法罢工、实际联合抵制或堵塞交通、对企业或经营造成损害的评判，包括商品检验，仅仅以侵害他人经营为目的发表真实事实的行为。因此营业权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我国，认定企业法人享有的是经营权，而不是营业权，因此，我国的商主体实际上并没有营业权，因为在经营权当中，已经完全可以包括营业权的内容。因此，在侵权行为法上，应当认为我国的经营权与德国法上的营业权具有相当的功能，完全可以保护从事经营的商主体的合法权益。

　　3.将妨害经营的客体认定为经营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传统学说认为，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即侵权法保护的对象仅限于财产权和人格权，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限于绝对权，能够明确行为规则，保障行为自由。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一些利益率先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当司法判例对某种利益的保护达到一定的期间，使立法者觉得此种权益有上升为权利的必要时，该种权益就被法律所确认，逐渐上升为具体的民事权利，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侵权法保持一种开放的完整的体系。从该角度讲，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受侵权行为法保护的对象除了财产权和人身权等绝对权利之外，还包括一些合法利益。因此“必须通过对侵权行为做扩张解释：侵害的‘权’不仅包括民事权利，而且包括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行为’不仅包括加害人的行为，也包括‘准行为’。”[30]侵权行为法对合法利益保护的扩张，使得其作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侵权行为法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对合法利益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侵权法也产生了权利生成功能。这就是说，由于侵权法保护的对象不限于权利，所以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只需要证明遭受了实际损害，并不需要证明其何种权利遭受了侵害，因此没有必要在未合适的时候创设一个权利。

　　王泽鉴先生也认为侵权行为法不宜将经济利益权利化，不宜单独创设“营业权”，而应通过限制妨害经营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和扩展客体的范围至经济利益，对经营者进行保护。从该角度讲，确认妨害经营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为经营利益比较恰当，这样不仅能够涵盖妨害经营的侵权行为侵害经营权的场合，而且能够概括全部的妨害经营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即经营活动所体现的经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