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特别喜欢谈论人生的目的，不少宏论高不可攀。其实，人生的目的就是做人。这句话不是同义反复。此处“人生”之“人”，指所有的生命人；而 “做人”之“人”，指享有人的资格的生命人。人是以意志载体的身份来到世上的，因此，人来到世上就是来做人的。这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仅自己应该做人，也应该为他人做人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和他人平等地实践意志，不仅自己享有人的资格，不允许他人把意志强加于自己；他人也享有人的资格，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人们经常引用18世纪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自由被认为是生命的象征。其实，自由本质上就是平等，自由是平等的表现，平等的结果。有平等才有自由。人类社会的总规则就是使每个人成为人，也就是生命人人格平等。古代的哲人们猜测到了这条总规则，称其为自然法。如果说这是由于自然法是客观存在的法，这样命名未尝不可。但如果说这是由于自然法来之于自然而非社会，那是一种误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6]（Ｐ46）但黑格尔未能证明这一命题。在证明人是平等的产物以前，这一命题是无法证明的。人格限制违反了自然法的宗旨，或者说命令，只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需要指出，现代法律既规定生命人人格平等，又向弱者倾斜，如专门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这是由于现代法律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社会。而在某些人实际上丧失平等竞争的能力时，只有实行这种倾斜，才有可能缩小弱者和强者在竞争资格上的事实上的差距。这种倾斜不是人格限制。

    人由兽进化而来。人的进化被认为是增加人性，减少兽性的过程。但何为人性？ 何为兽性？一直说不清楚。人性就是人的个体表示意志的不低于其他个体的资格的要求。作为人性的对立物，兽性当然就是对这一资格的否认了。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内，人并无兽性，人心和人性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是不自觉的。社会一旦有了不平等的可能后，一部分人的人心便和人性相背离，这种丧失人性的人心便是兽性。此后开始的人格限制和人格解放的过程，才是增加人性，减少兽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只占了几千年。法律是兽性的产物，目的就是使一部分人成为“兽”或“半兽”。当然还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理论，证明这一部分人确实不配做人。《西游记》中的妖怪是兽，却以人的模样出现，反过来把唐僧变成了兽。现实世界中，支配压迫阶级的是兽性，不是人性，但压迫阶级享有人的资格，而要求平等的被压迫阶级被限制于“兽”或“半兽”的地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 “人”“兽”颠倒的现象，颠倒的程度就是法律的“兽性”程度。而法律本来应该是人性的屏障：当有人不许他人为人时，用强力纠正之，以体现人类社会的总规则 —生命人人格平等，仅此而已。当然也需要提供根据，仅仅说一声“不证自明”是不够的。马克思曾指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4]（Ｐ281）又说：作为客观存在的“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法律则是这种规律的有意识的表现。[4]（Ｐ71）至于做人的目的，应该悉听尊便，因为它不涉及人格问题，不属法律过问。

    人即人的资格，无须法律确认。人即人的原则。法律只能以确认自然人格为宗旨。社会只能以人性为旗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法律人格取代自然人格，只是人类史上的暂时现象。法律人格终将成为自然人格的存在形式。法律人格取代自然人格，是人格从原始平等到不平等的过程。这是人格的第一次否定。自然人格取代法律人格，是人格从不平等到自觉平等的过程。这是人格的否定之否定。经过人格的两次否定，人类最终将解决个体的资格问题，步入成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