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是民诉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大陆法和英美法国家均加以规定。我国1991年颁行的民诉法却遗漏了此项内容。为补此缺，笔者著本文予以探讨。

　　一、自认法则[1]的回顾与前瞻

　　自认是一项古老的法则，中西皆然。早在我国西周的民事诉讼中，就存在一种称作供辞的证据方式。依规定，当事人在进行诉讼时首先必须宣誓，以保证证辞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而后才开始进入审理判决。由于履行了宣誓仪式，证辞具备了法律拘束力，因而不许更改证辞。西周进行民事诉讼要收费，原告和被告必须亲自到庭，并缴纳“束矢”（即100只箭）作为诉讼保证金，才能使诉讼得到受理。败诉方的箭则被没收充公。如果一方不到庭或拒不缴“束矢”，就是“自服不直”，承认自己无理，要判为败诉[2].这是有史可证的自认规则的雏形。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根据封建王朝的法律（诸法合体，刑民不分），“断罪必须输服供词”，口供是认定犯罪事实或侵权行为的重要证据。除了法律规定可以“据状科断”，“据众证定罪”的案件外，都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款服”（即服输的供词），才能定案[3].为了取得口供，法律规定可以依法刑讯，因此，无辜者因苛酷的刑罚而乱攀乱供，结果含冤受屈，株连他人的，更是史不绝书。民国时期，刑民分离，国民党政府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在民事诉讼中规定了自认规则，如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中自认的事实对法院有拘束力，不须证明即应认为其真实等[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参照前苏联的教科书，法制建设亦受到前苏联相应制度的很大影响。当事人承认的概念便是从那里借来的，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也得承认，这种借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研究的视野。

　　在古罗马，民事诉讼中任何一方可要求他方作“诬告宣誓”，以表明他不是寻衅好讼的。如果原告不肯宣誓，其诉权自行作废，如果被告拒绝宣誓，其拒绝即等于自认。在欧洲封建君主专制时期，产生了一种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法定证据制度。当时所有的法典都把被告人的自白作力完全的证据（“全部证据中最好的证据”或“证据之王”），而不管被告人自白的具体内容如何。不仅如此，法典还明确规定，刑讯是一种获取被告人自白的合法方式。如《加罗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发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可能是犯这类罪时，那么这就是足以适用刑讯的证据。”[5]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许多无辜者蒙冤受屈。时值近代，1806年法国资产阶级于革命胜利后，制定了第一部资产阶级的民事诉讼法典。此后，德国也制定了民事诉讼法。由于这部法律以较为发达的德国民法理论为指导，其结构及内容均比较完善，因此大陆法系多数国家都以此为立法的范本，该法典对自认作出了明确规定，其后历经多次修改，日臻完善[6].英美国家则从来没有形成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法定证据制度，刑讯逼供也不盛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英国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证据规则，自认是其中的一种。早在1872年，斯蒂芬为英国起草证据法典，其中第一篇第四章规定了自认法则，包括自认的定义、代理入的自认，合伙人及其他共同权利义务人的自认、律师的自认，以及通常有共同利害关系人之间、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适用的限制等[7].

　　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威格莫在其所编的《美国证据法典》中专门设立了“自认”一章。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认的通则，就自认的定义，传闻之例外，证人的自相矛盾，证人的资格、当事人得提供相反的证据，以及刑事被告审判外的自白、婚姻事件，书证，拒绝证言权适用特别规定等分别作了规定。第二部分规定了诉讼上的自认，其中应该注意的有三点：一是舍弃证明的范围，如涉及公共政策的法则，使法院必须斟酌情形，无需顾及当事人的同意者，不在此限。二是关于当事人自行作证的陈述，明白为自认者，法院仍得准许共撤销或修正之。三是关于当事人得于审判之前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请其承认特定的事实，否认因证明该项事实所产生的费用，得命令对方当事人负担[8].第三部分规定了默示的自认，以及接受为自认和不得接受为自认的情形。第四部分为诉辩中的自认，规定律师于诉讼中所提出的诉辩状，得用于不利于该方当事人，以及各种例外的情形。第五部分规定共同诉讼人、代理人，共同利害关系人所为的自认，得接受为自认与不得接受为自认的各种情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