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遥帮“十大票号”中，介休侯氏就占了五家，即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这五家票号组成了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构成了侯氏金融集团的主体。这五家票号在业务资金上相互融通，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为汇兑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票号与钱庄、银号关系密切，钱庄和银号因票号业务的需要，承担着为票号经理银两出纳的技术性职能。双方是相互联系、分工协作、互为利益、密不可分的。同时，各个票号均实行总分号制。三大帮的票号将总号分设地平遥、祁县、太谷三县，然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将营业触角伸向全国各个商业城市。一开始， 它们主要集中在直隶、奉天、山东等地，然后开始向南方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日?〔?、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已经有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商业城市。包括了京师、张家口、苏州、汉口、广州、长沙、常德、汴梁、济南、西安、成都、重庆、扬州、清江浦、河口、三原、天津、芜湖、张家口、沌溪、南京、沙市、盛京等南北大城市（据蔚泰厚、日?〔?、日新中三票号总结账及信件记载）。其中日?『?1850年前18家分布号，1856年到达 19家，1867年增至22家，1886年实有23家。蔚泰厚1850年为6家，1855年为7家，1879年增13家。蔚丰厚1859年为8家分号， 1879年增至14家。[1]（第200～201页）正是这种联号制与总分号制，促进了社会资金的顺利、方便的融通。

　　（二）汇兑、贴现制度

　　营业范围上，票号与帐局之间重大的不同就在于票号实行了汇票兑付制度。票号成立后，吸收商业兼营会票的经验，首先开办了汇兑业务。在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中，分为票汇和信汇两种。票汇即用汇票形式办理汇款的汇兑方式，因为汇款双方收交汇款以汇票为惟一的凭据，所以叫做票汇。它又分为即票和期票两种，即票就是见票即付的汇兑，期票就是约定将来付款的汇兑。票汇中，汇票的内容与格式均有极为严格的要求，且形成了汇票无因性的惯性，即“认票不认人”。只要汇票没有瑕疵，谁持汇票提款在所不问。信汇则一般适用于票号交往较多、汇兑款项较大的工商和个人，分为顺汇和逆汇两种。顺汇就是通常的汇兑方式，即甲地票号先收款，签发汇票后，由乙地联号据汇票付款；而逆汇则是汇兑同存放款相结合的一种汇兑方法。其中顺汇是主要方式。后来，票号还开展了贴现业务。汇票贴现是在期票基础上新开展的一种业务，那时叫做“认利预兑”。其一般做法是工商业者委托甲地票号向乙地票号签发期票后，在未到兑付期以前需要现银利用，可以向乙地票号贴现提前兑款。

　　这种汇兑和贴现制度，均被后起地银行借鉴，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三）存放款制度

　　票号在经营汇兑的具体活动中，也将账局存放款的业务继承下来，并经常使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

　　票号在开展汇兑过程中，经常遇到商号因资金短缺要求票号先为垫付，双方议定票号在一定时间后再收回所垫款项的情况。而商号在交还垫款的同时，还要交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这在实际上无异于票号的放款。另一种情况是票号收下商号交汇的款项后，设定延迟一定日期后向受款者交付汇款，票号则免收汇费，或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这种汇款实际上无异于票号的存款。而这种存放款和汇兑相结合的情况，在票号的业务经营中，就是上文所说的“逆汇”。它在184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到后来，票号经营存放款，已经成为其经营性业务了。

　　山西票号的存款对象有富户及官绅等，到后来巨额官款的存放则占了很大部分。而放款则主要以信誉好的工商业商号为对象，甚至有时官府因急需也向票号进行借贷。北方商号存款多于放款，南方则放贷高于存款。根据“酌盈济虚”的原则，票号在此项业务上，北方分号多重于放款，而南方则侧重于吸收存款，从而使各个票号的业务达到一种平衡。总号则进行全局统筹。此间的存放利差，就成为山西票号的一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