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又有与今天公司管理制度相通的地方。公司作为一种在现今经济领域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实体，其管理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制度，是一种以经济效益和股东权益最优化和持续化为目标，对公司的财产进行有效使用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根据权力分工和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企业内部实行两权分立、三足鼎立的格局，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公司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建立起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权责明确、互相配合的机制。其中的两权分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山西票号在与现今公司管理制度相通的地方。在现代企业里，公司业务经营决定权渐渐由股东手中转移到少数经营者手中。经营者控制公司的经营，但本身拥有的股份却十分有限，而实际上拥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却很少有机会决定公司的经营业务，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而这也是各国现代企业特别是公司制企业的特点。[13]两权分离的原因是由所有者对管理者的决策及其执行财富最大化的行为的监督成本决定的。同时，为了使管理者的行为不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所有者必须设立一种激励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就要使经营管理者利益同公司利益结合；约束机制就是要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而山西票号的经理负责制、顶身股制和号规制度正是这种机制的体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以票号本身的实用有效为前提和目的的。它结合了合伙“以人为本”与公司的理性化数字管理的优点，但同时也具有本身不可消除的弊端。我们知道，山西票号做为一种具有金融资本性质的利益主体，其目的自然在于实现资本的增值。所以票号一切制度和规定必然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条件。在中国礼教统治的封建时代，只能使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相结合，从而达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是十分重要的，要求事事达到以人为第一位的地步。所以，一个票号如果要昌盛，首先就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山西票号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一个票号经营得好坏，与全体员工，包括总经理、经理、管事、伙计、学徒的服务有密切联系。为了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山西票号发明了先进的“顶身股”制度，使员工的前途与票号的前途直接挂钩；奉行“因事用人”而非“因人设事”的用人制度，遵循“用人不疑”的宗旨，使经理阶层的积极性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十分重视人才的利用，千方百计地争取人才。

　　但是，一个企业在达到人力资本合理运用的同时，还必须使物质资本得到合理配置、运用和管理。山西票号适应汇兑业务的需要，顺应了这一趋势，这也正是其取代账局的内在合理性之所在。山西票号在创立之初就严格地确定了各大股东的股本份额，并严格实行按股份分红的制度。同时，制定了严谨的管理规章，确立了票号的行业规定和经营准则，从而使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之间、股东与掌柜之间、掌柜与伙计之间的关系职权化，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了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模糊性得到了数字化的理性化，从而实现了较为科学的管理。这样，山西票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伙制度的优点与公司制度的优点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达到了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充分合理的配置，从而使山西票号金融资本增值的目的得到充分地实现。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山西票号能执全国金融牛耳达百年之久。

　　（二）票号衰落体现的制度性弊端

　　但是，山西票号终究还是衰落了。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太平天国的影响，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有甲午战争的摧残，有外国银行的排挤，也有自身内部的竞争。然而，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