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

　　其次，经理负责制这种充分发挥经理才能的制度，本身受中国传统封建性的影响，带有很大家族血缘家长制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其他员工的利益，使得其他员工只能靠“顶身股”的物质利益为动力，而得不到道德驱动力。这样，就为其以后的贪图享受埋下了伏笔。

　　第三，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第四，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票号在清朝末期曾经错过了四次机遇。①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

　　参考文献：

　　[1]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中华书局，1989.

　　[2]明代会票制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A].山西地方研究[C].第二辑。

　　[3]清朝文献通考[M].卷二七　征榷二。

　　[4]王之春。国朝柔远记[Z].卷四。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

　　[5]李龙潜。明清经济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405-449.

　　[6]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7]新唐书[Z].卷五十四。食货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宋史[Z].卷一百八十。食货志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皇朝经世文统编[Z].卷五十二。钱币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

　　[10]石骏。汇通天下的晋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15.

　　[11]马庆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17.

　　[12]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131-133.

　　[13]殷召良。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晓耕 王继军 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