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对于理解社会保障与扩大内需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到1999年第二季度，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大约达6万亿元，其中20%的高收入人口拥有储蓄存款的75%以上，而20%的低收入人口仅拥有储蓄存款的4%以下。我国经济低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占社会总人口80%以上的居民预期支出增加，就只好压缩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预防不测。刺激消费需求的措施应该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树立正确的心理预期，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需求。倘若对社会保障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它比投资拉动更直接。1998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遇到了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增长放慢，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养老金欠发较严重。我国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措施之一是加大财政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开支，为启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8]

　　(四)计划经济和经济体制转型给社会保障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历史欠帐，政府对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财政就必然成为这笔历史欠帐的主要清偿者。

　　社会保障费用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必须在社会总产品中进行统一的扣除[9]。劳动者只要履行了为社会贡献劳动的义务，就能获得为自身及其供养亲属享有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重视政治和经济职能的实施，对社会职能的运用有所忽视，长期让位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考虑和安排。建国以来，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我国长期奉行“建设型财政”的指导思想，国家财政每年都安排相当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投资，历史上这一比重最高时一度超过50%，长期以来沉淀积累形成了6亿元经营性国有资产。而对职工却实行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数十倍、上百倍的低工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支付，被严重扭曲。这种理应被“扣除”的部分，不是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财政，就是留在企业发展再生产。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职工必要劳动形成的，相当于职工按照工龄向国有企业的投资。今天的社会保障基金不足，实际上是优先积累生产基金、挤占消费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结果。可见，社会保障的欠帐是旧体制的历史遗留，社会保障问题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的。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各项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当先行;在各项发展目标中，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应当优先。而改革20年来，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却是采取拖延政策。[10]企业改革始于1978年，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为标志才开始，直到1995年《劳动法》施行才全面展开并加大力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带来了两种不利后果：一是扩大了需要社会保险的“老人”和“中人”的规模。1978——1995年期间，全国城镇国有、集体、其他单位新就业职工人数12269·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7738万人，集体单位3980·1万人，其他单位550万人，占全国城镇职工人数的82·3%。[11]即十分之八的职工属于改革以来的“新人”，但大部分已变成“中人”，许多“中人”已变成“老人”。[12]二是浪费了新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良好机会。在企业改革之初，如果同步实行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还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而到后来全面推行社会保险基金统筹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许多企业濒临破产，已失去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可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提高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