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国古代的自耕农经济和本文讨论的家庭农场经济并无本质差别。

　　[32] 例如，均田制往往由国家在农民衰老、死亡时收回土地重新分配。自耕农制度中，土地产权则往往不附期限。

　　[33] 自耕农不但是土地私有者，而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自耕农通过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获得收益。相反，奴隶主、地主往往依靠奴隶或者佃农直接经营土地。

　　[34] 中国历史上，外来侵略战争破坏了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性。例如：（一）金灭北宋后，上百万女真人进入中原圈占土地。到金世宗时，中国171.8万顷土地被金人所占，约占全国土地的37％。（二）征服中国不久，蒙古族兴起了第一次南迁的热潮。“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前后，便形成民族大迁徙的第二次热潮。一大批蒙古族人进驻江南。伴随着蒙古民族的大迁徙，在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又制造了圈地运动的高潮。凡是元军的占领区之交通要道及肥沃土地，多被圈占。” （参照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页87、页113，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三）抗日战争时期，仅东北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的耕地就有3000万垧。（参照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页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外来侵略战争中，大批中国人被屠杀。这也严重破坏了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性。例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外征服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此时，全世界人口总共才4亿），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人员的总和。5300多万人的北方地区到元初时仅剩1000多万人。南宋时曾经有2000万人的四川，元初户口只剩下85万人。（参照许焰，《一代天骄威震欧亚》，第21版，《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25日；杨讷，《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页137，广州，华夏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再例如：清军南征时，10天内，清军在扬州城杀死80万军民。在江阴屠城时，清军也杀死了9.7万平民。由于大规模的军事征服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清顺治18年（1651），全国仅有2000万人，比明朝中期减少了近3000万人。由于大批人口被战争消灭，土地抛荒的情况非常普遍。清顺治18年，全国耕地总量仅及明朝（1626年）的1/3.参照刘淑英，《中国人口史话》，页51－5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在封建社会，地主土地兼并居主导地位。例如，明神宗有一次曾经赠给自己儿子福王200万亩良田。明朝官僚、地主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的情况极为普遍。（参照刘淑英，前揭注34，页51.）目前，中国大量公有制农业企业通过反包、购买、租赁等方式也兼并了一些土地使用权。对“反包”的解释请参照后揭注82的内容。

　　[36] 参照前揭注21、22中的内容。

　　[37] 一些集体经济组织以进行规模经营、建设乡镇企业、兴修私人别墅等借口收回了很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参照邓大才，《乡级政府该撤了》，《中国国情国力》99期，页36，北京，国家统计局出版社（2000年）。

　　[38] 参照许牧、张文华主编，《中国土地管理利用史》，页23，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

　　[39] 例如，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第10区的调查显示：只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拥有农村全部土地的80％。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非敌占区中，占总人口3％的地主控制着大约60％的土地。参照李成瑞，前揭注30，页5－6.

　　[4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15日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12月6日，其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到1957年，全国97.5%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一开始，合作社土地名义上属于私有，但是实际上由合作社经理们统一经营。由于农民没有经营管理权，这些组织不是合伙组织。后来，很多高级合作社的社员把土地等财产“无偿送给”合作社，这样就形成了人民公社的雏形。参照秦柳方、陆龙文，《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页2－1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