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把土地的使用权平均分配给各个奴隶家庭。各个家庭主要对奴隶主提供“贡赋与力役”，[46] 其余劳动所得、劳动时间完全由各个家庭自由支配。这样，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得到基本的保障。相反，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上述公有制度仅仅赋予农民按照“工分”领取工资的权利。和井田制中的奴隶不同：名义上，共产主义公社的社员是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具体的各个社员将其私人劳动的收益进行“内部化”的能力远远低于上述奴隶。公社的领导者，[47] 甚至中共中央领导的行为[48]都可能影响农民的私人收益率。“理论上讲，如果不存在外部的或‘第三者’的干预，资源利用的社会收益率应该等于私人收益率，或者说，私人收益没有任何‘渗漏’，这时的所有权效率就是高的；反之，私人收益率越是小于社会收益率，所有权效率越低。”[49] 由于私人收益率远远低于社会收益率，上述公有制成了有史以来效率最低的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8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衣还不够穿，要靠进口粮食和棉花来弥补。”[50] 尽管农民极端贫困，但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51]仍然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高生育率。[52] 井田制时期，奴隶主们可以通过增加耕地面积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为了缓解人口增加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大规模开垦东北的草地、湿地，在北方山西[53]等省和南方各省的山地毁林兴修梯田，在各地围湖造田等。这给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1949以来，鄱阳湖水面减少了2/5.洞庭湖水面减少了46%.湖北省湖泊水面减少了3/5.1957年以来，长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56.6%，土壤流失率超过黄河，达到了22.4亿吨/年。[54] 目前，长江、黄河的年均土壤流失量分别居世界各大河第一、二位。这些环境恶化的情况主要是由人民公社时代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此外，共产党还号召人民在干旱的黄河流域兴建了一些大型引水灌溉工程。[55] 这些工程几乎把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推到了崩溃的边缘。[56] 尽管如此，中国农村经济也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例如：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主要是粮食）收入。1978年，全国农民中有4000万户拥有的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57] 此外，1978年时，农民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支出已经占农民全部收入的97.3%、67.7%.文化消费支出则仅占1.7%.“以四口之家计算，一家的全年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仅为4.76元。当时，仅够买一个书包。”[58] 这些事实证明：改革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场以人民的自由、尊严与生命为赌注的政治试验。这种土地制度制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压抑人性的贫穷和苦难。[59]

　　（四）中国“新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与效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开始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的土地改革运动。该运动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很大。其主要特征有：

　　1、运用了成本低廉的产权初始配置模式-均田制度。从权力核心向普通大众分配土地产权的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均田制度。即：分散的、私有的土地产权被消灭之后，国家重新分配土地产权的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按照身份平均地权。这种起源于安徽[60]农村的制度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均田制等都强调平均分配土地。在古代，这类制度设计的目标不是提高土地效率，也不是促进社会稳定与繁荣，而是减少产权初始界定的成本，使得统治者能够早日收取政治租金。[61] 在现代，其制度设计的目标也不是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而是重塑国家保护和履行产权的职能，避免产权保护单位（国家）崩溃所导致的不经济。其主要的社会道德目标是：迅速提高农业效率，解决贫穷农民的生存问题。这一成本低廉的制度安排不可能长期维持农业增长。表面上，这场初始配置运动很温情脉脉：无论性别、年龄、劳动能力、智力状况等差异，农民可以凭借其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身份无偿获得土地使用权。但是，这场运动同样没有使农民成为直接面对市场与法律的独立的人。相反，农民的经济自由从属于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的行为、各级党委与政府的决策。[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