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804年《法国民法典》之后不过数年时间，于1811年生效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使用了“物权”（Sachenrecht）一词。但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奥地利民法中的物权，与后来人们所确定的物权的含义并不一致。[9]1900年《德国民法典》明确使用了物权的概念并以精细的法律技巧构置了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虽然该法典并未对物权的定义进行解释，但物权作为一种支配特定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之含义，通过该法典第三编有关物权的具体规定而得到了明晰的表达）。

　　较之物权，债权概念的出现晚得多。从实际情况来讲，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肯定是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和利用，因此，表现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制度肯定最早发生。而债权主要表现财产移转关系，其核心为商品交换，因此，在一种生产力低下从而财产流动极少的社会发展阶段，债权制度必然相对落后。只有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发展到以社会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时，只有当财产交换及流通成为一种普遍发生的社会现象时，债权制度才有其发生和发展的真正条件。故债权制度的形成必然晚于物权制度。债权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法在罗马法是很不发达的（原因当然在于其交换关系不发达）。诚然，对于罗马法的契约法是否发达的问题，学界存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持否定态度，英国法学家波罗克甚至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契约法只是在法律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出现。即使在古典时代的罗马法的最后形式中，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同理论。”孟罗、斯密也在其所著《欧陆法律发达史》一书中断言：“自古以来，无论何处，基于契约关系所生的人的债务，其发达恒较有体物之权利，为期稍迟。”[10]所以，从古代法时期直至欧洲中世纪，在拿破仑法典以前，物权是民法的核心。至19世纪，在罗马法传统的基础之上，作为近代民法对于体系性的逻辑要求，逐渐形成物权法与债权法的“分流”，乃至“完成了以所有权为中心，加上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作为事实状态的占有所组成的抽象的物权法体系，与此相应，契约也被视为发生债权债务的原因之一，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侵权行为构成更为抽象化的债权法体系”。[11]由此可见，“债权”的概念在罗马法上早就存在，但如无与之相对应的“物权”的出现，债权不可能获得其概念上更为高度的抽象化和制度上的体系化。或者说，如无高度概括与抽象的物权的出现，抽象化的债权的存在将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二、物权与债权的特性比较及其批判

　　在采用德国民法体系的国家，财产法被分为物权法与债权法，物权和债权为财产权之两大支柱。依日本学者的观点，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必要性在于，依据一种纯理论分析，近代财产关系可分为人能立即把财富直接用于自己生活之关系（即人与物之关系），以及经他人行为能与将来获得财富之关系（即人与人之关系）。而此种划分，符合近代民法中为使财产所有自由与契约自由不至于相互冲突，而将以所有权为中心之物权法与以契约为中心之债权法加以分开之立法取向。因此，凡采德国民法体系者，基本方针应当是明确分清物权与债权之概念。[12]而物权与债权的特征（或特性）比较，则是理论上分清二者的主要方法。

　　从不同角度出发，很多学者对于物权与债权的不同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首先，从法律关系的构成及权利的产生着手，学者指出了物权与债权在主体特征上的区别：物权发生于特定的权利主体与不特定的义务主体之间，而债权关系发生于特定的权利义务主体之间，由此，决定了物权为绝对权，债权为相对权、对人权；[13]指出了物权与债权在内容上的区别：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指出了物权与债权在标的（客体）上的区别：物权之标的为物，债权之标的为给付；[14]指出了物权与债权在权利产生方式上的区别：物权设定采法定主义，而债权（合同权利）的设定采自由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