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将违法行为作为假释必然撤销的一个条件是我国对假释犯重“管束”轻“保护”的一个明显体现，笔者以为并不足取。假释考验期是促使假释犯重返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其从监禁生活到社会生活的磨合。假释犯在这一期间出现生活、求职和交往上的困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此导致内心的不安、失衡、怨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现反常行为、显现再犯之虞。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假释犯在重返社会生活的过渡期里对其监督管束，保护指导的缘由和必要性。如果一旦真有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帮助应是比一律不问因由、不分违法行为之轻重而撤销假释使之重回监狱更符合行刑规律。笔者建议，严重违法，应当撤销；轻微违法，可以撤销或采取相应的惩救措施如采取警告、要求作出保证或增加新的特定义务，以尽量维持假释已取得的效果。

　　上述针对现行刑法中教条的、毫无弹性的规定所作的建议可归纳如下：将刑法规定的假释撤销事由分列出必撤销事由和可撤销事由，从而在撤销方式上体现出层次性、过渡性，兼具灵活性和合理性，建立必撤销制和得撤销制相结合的假释撤销制。这一立法例已被我国的台湾及澳门，瑞士，甚至假释条件极为苛刻的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纳[7].笔者意识到，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和立法司法现状之下，以上设想的实现有一定难度，但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和立法的进步，这至少可成为日后一个努力的方向。

　　三、关于假释批准与撤销程序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一做法是否适宜，值得深思。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关于假释的书面材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很少主动去监狱实地了解待假释罪犯的具体情况。这种程序至少有以下弊端：（1）法院所作的裁定主要根据监狱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这种“书面审”大都没有了解和结合罪犯在监狱的实际表现即具体情况，影响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和监督措施的落实；（2）法院与监狱部门之间配合的脱节也直接影响假释的贯彻落实，而这关系到改造质量和罪犯的人权保障（3）在地方法院的内部因为存在一些对假释的限制规定，即法外法现象，例如规定一定的假释率，限制了假释的适用，使真正得到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无法通过假释而很好地回归社会；（4）有些法院不仅惧怕假释后出现问题担责任，而且未将办理假释案件的数量计入每年办案的工作量，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对假释案件的态度处于消极状态。因此笔者建议，以行政模式重新勾画我国的假释审批制。具体可考虑在司法部门内设立假释审批机构，机构人员由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代表、律师、有关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这一建议不仅旨在克服现行程序的弊端，也是出于扩大假释适用的考虑。毕竟，由法院批准假释，往往是把假释当作例外，只是对少数表现优良者例外的予以提前释放的优待；而由行刑的行政机关批准，则易于将假释原则化，积极地利用假释改造犯人及训练其适应社会的能力。[8]

　　对假释的撤销，新刑法只在第86条提及“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但具体何指，没有明确规定。与上述批准程序的建议不同，假释的撤销仍按司法程序是合理可行的。具体来说，再犯新罪和发现漏罪的，按照案件的管辖规定，对犯罪分子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若所犯的新罪或发现的漏罪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假释应先由批准假释的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然后再移交至下级法院审理；若所犯的新罪或发现的漏罪的审理即是由中级法院担任，按照司法解释，该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假释。如果新罪或漏罪须判处刑罚，由该审判的法院在判决时，将原宣告的假释撤销，依照刑法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新罪或漏罪免除处罚的，则收监执行自假释之日起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假释撤销，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33条由公安机关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书，人民法院予以裁定，并且该法院仍应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当然，如能按笔者对假释批准程序的建议，改由行政机关批准假释，此处假释的撤销便也自然省去了对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级别考虑，应不失为程序上经济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