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上文所言，较之于减刑的适用，假释还需要罪犯“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而这也是累犯、暴力长刑犯可适用减刑却不得适用假释的根本标志所在。于此，笔者大胆认为，立法之所以将累犯、暴力长刑犯排除在假释适用之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认为该类罪犯具有较大的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但是，即便是较大的可能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代表着必然发生，所以立法者以此来排除累犯、暴力长刑犯适用假释理由并不充分；再者，罪犯是否会“再危害社会”应是行刑机关在犯人服刑期间基于其表现、人格的综合考察和预测而作出的判断，而非立法者在立法中基于自己的“先见”作出的既不具体也毫无区别的一概而论的判断，立法中的如此规定显然是将立法者的判断代替了应由行刑机关作出的判断，有越俎代庖之嫌，这在立法上当然是不科学的。

　　再次，对累犯和暴力犯不得适用假释，减刑便成为激励这些罪犯的主要措施。然而正如本文在第二章第三节“假释的功能”中对假释“补偿功能”已经论述的，减刑自身存在缺乏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缺点，在累犯和暴力犯长刑法上也将毫不逊色地体现。在一些学者所建议的“减刑考验制度”[13]尚未建立之前，假释因其恰恰具备减刑所不具备的预后性、过渡性和可监督性的特点而比减刑实际上更有可适用的余地。

　　复次，就暴力长刑犯而言，该款对假释对象作出明确限制的规定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却存在难以做到区别对待。例如：在押犯中依照刑法处理的暴力犯中，有一部分在犯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有的犯罪分子原来本质不坏，如义愤杀人者、带有为民除害性质的大义灭亲者以及一些文化修养较高、因婚姻家庭冲突一时酿成悲剧者等等。这类人悔改意识强，改造表现积极，循规蹈矩，对自己要求严格，行为举止文明，对家庭子女有较强责任感，经教育能自觉养成爱劳动爱社会的良好品行，他们与严重危害社会、性质恶劣、恶习深、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对这类罪犯显然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且区别故意和过失，在谨慎的前提下考虑适用假释。立法所规定的完全否定假释的适用，实际上，抹煞了暴力长刑犯中完全可能存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上的差别性，忽略了刑罚个别化的真正要义。

　　最后，这一规定同时还忽视了对未成年犯的保护，限制了对未成年犯假释的适用。因为根据这一规定，未成年犯同成年犯一样被排除在假释的适用之外外。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赞成禁止性规定不合理的立场，而且认为现行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本身也不尽科学，徒留争议，引发法律适用上的种种问题。该规定之所以为失败之举，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禁止性规定无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假释率严重偏低的状况，更重要原因在于：这一规定本身与减刑相比凸显的矛盾性和不尽科学的规定本身还产生了的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的建议是取消对累犯和暴力长刑犯不得假释的禁止性规定，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例[14]，代之以对他们的较为严格的假释适用，在他们执行刑期3/4后，考虑假释。

　　五、关于我国未成年犯的假释立法

　　现代行刑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建立专门、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体系和行刑司法体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体系[15].以鼓励并促进受刑人接受教育、自新改造和以社会内处遇的保护观察，监督管束为受刑人架设复归社会桥梁为基本功能的假释制度，不仅顺应了刑罚非监禁化的当今刑罚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且以其行刑上体现的民主、人道、宽和和歉抑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也有着广阔的适用余地。

　　将对成年犯与未成年犯的假释条件加以区别，运用假释的制度功能加强对未成年犯的特殊保护在不少国家的立法例里都有鲜明的体现。美国关于假释的法定条件因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而不同：成年受刑人宣告有期徒刑181月以上者，执行已逾1/3得许假释，宣告无期徒刑或45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执行已逾15年得许假释；青年受刑人（判决时已满18周岁，未满22周岁）和少年受刑人无论其判决刑期之长短，随时均可假释。依照日本刑法和少年法的规定，罪犯的假释要件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成年犯，服完刑期1/3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成年犯，服完刑期10年以上，得许假释；已服满7年徒刑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少年犯，被判处10至15年徒刑已服完3年刑期以上的少年犯，被宣告不定期刑的少年犯已服完刑期下限的1/3者，得许假释。[16]在我国台湾地区，成年犯的假释条件为：无期徒刑已逾10年，有期徒刑须逾1/2者，得许假释；少年犯的假释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第81条规定：少年受徒刑之执行而有後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7年，有期徒刑逾执行刑期1/3者，得许假释。[17]在意大利，根据其刑法第176、177条的规定，不同于成年犯在假释是有执行刑期的限制，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适用假释，可受行刑时间的限制[18].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假释的具体条件虽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即对于未成年犯的假释条件比成年犯要宽松，并且都具体、单独地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的假释条件。尽管他们关于假释的具体条件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即对于未成年犯的假释条件比成年犯要宽松，并且都具体、单独地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的假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