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责机制必然是外部施压，迫使该机构启动问责机制，或者干脆就是由外部机构启动问责程序。

　　针对“孙中界断指事件”，上海浦东新区区长曾公开宣称，要启动问责程序。然而，1个多月已经过去，上海有关部门确认，并无任何执法人员被追究责任。孙中界也说，上海浦东新区

　　执法局承诺给他的经济赔偿并未兑现。(12月3日《大河报》)

　　政府官员、执法人员也是人，当然会犯错误。而法治的原则是人人平等，因此，假如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在行政和执法过程中逾越法律，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政府相关部门就必须立刻着手做三件事：首先，承认错误;其次，给受害人以及时而充分的补偿;第三，启动问责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乃至法律责任。

　　钓鱼式执法已被公众和上海市政府部门认定为不合理、不合法;至于孙中界断指事件的定性，更是板上钉钉。上海浦东新区区长也已表示了三点：承认执法错误，道歉，问责。可为什么问责结果现在还没出来，是因程序尚未完成，还是根本就没启动问责程序?如果再算上孙中界尚未获得赔偿的情节，有关部门处理钓鱼执法事件的做法，显然不能让人满意。

　　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基于人性和机构的本性，没有谁会主动问自己的责。真正的问责机制必然离不开外部压力，迫使该机构启动问责机制，或者干脆就是由外部机构启动问责程序。

　　一般情况下，这种外力不外四种：第一种，涉案部门的上级出面施压力，促使其处理相关责任人，及时赔偿孙中界的损失。但是，这个外力通常也靠不住。因为，行政上级与其下属具有共同的利益。

　　第二种，行政之外的政府部门施压。也即，人大常委会、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督性机构，对相关行政部门施压，迫使其启动问责程序，或直接启动问责程序。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他们未必有魄力启动对行政机关不利的程序。

　　第三种，孙中界还可考虑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及时支付赔偿，启动问责程序。但是，司法部门缺乏足够独立性，这些程序本身能否被启动，也是一个问题。

　　第四种，舆论的外部监督。但舆论监督具有偶然性，监督的持续性不够强。

　　这样说来，“孙中界断指事件”之所以迟迟没有问责，是因为上述机制没有启动或失灵。此前诸多公共事件的后续处理，也都陷入类似困境。因此，政府部门的运转通常做不到吃一堑长一智。也就是说，有些民众或企业曾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全社会动用了很多资源，迫使政府部门暂停某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但相关责任人并不能被有效问责。结果，同类的做法，在其他地方或在同一地方的其他部门依然继续，甚至同一部门也会故态复萌。因为没有人、没有机构真正感受到痛。

　　要真正启动问责机制，就必须在政府各个部门间建立相互制约、监督的制度，利用有力的外部持续施压，让涉事者真正感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