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张晖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一案开审。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当庭判决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由执法大队承担案件诉讼费50元。(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在笔者看来，执法单位因“钓鱼执法”被败诉，尽管是近年来同类案件中第一起

　　胜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但从简单与抽象的比较、直接与间接的交织、明与暗的警示中，理由是多种因素相互并存，更多的是还社会一个比较负责的交代。这里面，不仅有行政执法“依法创收”之嫌，一些地方的“罚款经济”利益分配，往往是执法单位按比例返还罚款收入大部分，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用于“以罚养人”和奖励经办人、举报人等，当地财政则从中抽取小部分。而且有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之功，“钓鱼执法”被败诉并非真正出自法律制度的主动意愿，理应归功于舆论监督的责任感、号召力和影响力，舆论一路穷追不舍，将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把“钓鱼执法”逼上了绝路，才不得不向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同时，还有“蛇鼠一窝”之害，执法单位甚至可能“招募”少数“小混混”，充当执法单位的职业“线人”，往往假扮乘客制造非法营运，并及时提供线索拿奖金，或者对被处罚人开出“诱钩”条件，只要在一定时间内供出多条“鱼”，也可抵责免罚。有了这手“本事”，行政执法单位的部门利益再也不愁实现不了，执法人员的罚款指标任务再也不愁完成不了，“小混混”再也不愁无收入生存了。这样一来，行政执法单位、执法人员与职业“线人”不就成了“蛇鼠一窝”吗?即便是达到了“钓鱼执法”的预期效果，显然既“肥”了执法单位、执法人员与职业“线人”，违背的“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又危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伤害了群众的感情。

　　当前，行政执法决定违法不光是“钓鱼执法”，也不是交通行政部门的“专利”，但在“钓鱼执法”的背后，隐性的罚款部门、收费部门却大量存在，它们依仗履行行政监管或执法职能，进行“依法创收”。就拿平常的违章停车来说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而执法实践中，有的地方交警部门往往不设警告或责令改正，采取单一的罚款，并且一律按上限200元额度标准一罚了之。

　　回过头来，行政执法人员与被处罚人没有天然的对立，执法人员也不愿意做“恶人”，特别是不愿充当类似于“钓鱼执法”等见不得阳光的角色。可就在这次的“钓鱼执法”被败诉宣判结束后不久，张晖带着此前收到的两封恐吓信，匆匆前往公安机关报警。

　　看来，被败诉的“后钓鱼执法”更值得期待，最起码对“依法创收”要有实质性的反思，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的程序和实体，也有必要“亡羊补牢”，切实纠正“钓鱼执法”的违法行为，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沉甸甸”的责任，而不是听得很多“轻飘飘”的“几句道歉”或“临时人员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