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导论部分给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了一个不算精当的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P8）……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P11）

　　由此表明，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既不同于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的资本主义、因为那些资本主义缺乏上述独特的精神实质；也不同于普遍存在于城市掠夺，海盗行经等殖民企业家中那种投机家、冒险家和推销商式的“资本主义”。实际上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专指当时西欧和美国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同时也表明，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

　　那么，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韦伯说：“中心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问题。”（P13）

　　韦伯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于理性资本主义的作用，他指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P15），但是，他还指出，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也就是说，在导论部分，韦伯完成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链 ：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这样，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产生。

　　第一章，韦伯试图回答的问题：资本主义精神如何发生？

　　韦伯为什么要到新教伦理而非其他伦理或不是到天主教伦理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何特别的关联？

　　韦伯使用分析统计数字试图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P8）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P28）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象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声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这就是韦伯在第一章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为什么要到新教伦理而不是天主教伦理中寻找？韦伯通过统计数据表明，“天主教徒很少有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吸收熟练工人，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P25）这是因为，“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培养的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