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韦伯上篇在结尾处交待：“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和宗教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混乱状态——作者加）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 （ P68）

　　第四章 何谓新教伦理

　　为了进一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在下篇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部分，首先在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中考察了新教的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的教义。通过教义考察说明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人的心理约束力可以影响并转而指导个人日常行为、制约个人的行动，“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73）进而说明对经济活动采取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态度，不仅是符合某种新教教义的，而且是源于新教教义的。韦伯特别指出加尔文教义明显地与某种经济活动风格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相似之处。韦伯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整与提升。我们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 （P.79）教徒们从教堂回到家中，独自向上帝祈祷，摆脱了在教堂或“圣事（仪式）”或在“阴暗幽远”的僧院中，听从如同巫师一般的教父、祭司，和充满 “美感”的戏剧似的“圣事”过程中那种种非理性的幻觉。这同时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P.88）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伦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关闭了僧院的大门，步入市井生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克制俗世的日常生活，使它成为一种在世俗内但不属于俗世、也不为俗世的合理的生活，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加尔文宗得以用今生今世就已预定为上帝的圣徒的精神贵族来代替僧侣们那种出世、超世的精神贵族。“（93）

　　为了更好的说明第四章的内容，下面补充一些宗教改革方面的材料。

　　关于宗教改革，有很多学者论述了其方方面面的成就。麦克尔·马来特从宗教的角度进行了总结，恩格斯从社会、政治角度盛赞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而马克思·韦伯则认为，新教改革中有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是宗教改革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