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精神迷失的世界，机器的轰隆声淹没了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物质生产一统天下，精神失范却如影随形。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韦伯没有说。与韦伯观点遥相呼应的是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在该书中，贝尔试图寻找失去的伦理，重建资本主义精神。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三、方法论

　　1、理想型的建构

　　韦伯认为， “社会学……乃是建立类型概念，并追求经验事实之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相对地，历史学则致力于对那些个别的、具有文化显著性的行动、结果和人格进行因果分析与解释。”尽管有此区分，实际上，描述性的历史研究和抽象化的理想型方法是相互渗透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理想型方法也得以使用。“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等概念都属于理想类型。韦伯认为，欧洲文明的进步史就是理性精神的发展过程，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在该书中，韦伯展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想类型：勤勉、刻苦，讲信用，精于理性的计算，节制消费（禁欲），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即“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教义，具有价值合理性。路德的“天职”和禁欲主义的预定论构成了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天职观告诫信徒以现世的责任和义务为天职；禁欲主义伦理要求信徒控制享乐，行为有序；预定论则宣扬获救的恩宠是上帝预先决定的，祛除了人为的拯救手段的“魔力”。但是，如何将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换言之，价值合理的新教伦理如何促进了目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韦伯将新教的典型价值观投射于新教徒的内心状态，并假设他们是在作出理智的选择，体现了理想型方法的思路

　　2、移情及动机解释。

　　要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亲和性，就需要在宗教原则与理性经济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关系。韦伯在分析论证过程中似乎把自己想象为虔诚的加尔文信徒，以移情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加尔文宗教徒在预定论那严峻的教义面前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和焦虑。于是，在那个人们把来世的生活看得比现世更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每个教徒都会追问：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处于恩宠状态？（P83）这些问题就如同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使周围的其他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如何从这巨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成为选民还是沦入地狱？在这冷酷的选择面前，每个人都是渴望被救的。于是宿命论的教义导致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心理反应：即通过坚定的自信心与自我成就的证明来找出上帝选择的征兆。信徒“一方面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P91），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则努力找出“入选”的明证。

　　但是信徒凭借什么获得这样的证明？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的行为，而这最好的方式便是取得世俗生活的成功。因为宗教改革后路德的“天职”观要求信徒把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视为天职，赋予了世俗活动以神圣的宗教意义。尘世的成就既然被视为天职，信徒们就都投入到紧张的世俗生活中，把职业劳动获得的财富看作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于是，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同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又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P135）就这样， 原本价值合理的新教伦理无意中却促进了目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发展。从严酷的预定论到入选与否的焦虑，从无休止的焦虑到普遍的渴望被救，从渴望被救到“入选”的自我证明，再到积极入世的理性经济活动，这一层层的推理，都是以体验教徒的心理感受，解释教徒的行为动机为基础的。

　　四、批评及回应（本部分根据学者的批评、同学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