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宗教改革的主要观点为：

　　1、坚持政教合一、但是教权高于政权。

　　2、坚持信仰的纯正性、排他性，丝毫不宽容。

　　虽然这是他的一个污点，但是，这是在当时罗马天主教统治环境下一个改革者的必备素质。

　　3、不遗余力的进行海外宣传，建立普适性的新教教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天主教会，处理教会行政和教义的事务，是教会的事情，平信徒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没有必要训练平信徒，至于得救的事，一般的天主教徒只要在教会里，教会的信仰自然而然就是他的信仰。在礼拜的过程中，整个的施恩通道是圣礼而非讲道，而圣礼的执行是靠“施行者生效”。与此相比，加尔文改革后的新教，教会的行政掌握在长老和平信徒手中，他们必须作出一定的决策；同时，加尔文认为，信徒不应该满足“教会的信仰就是自己的信仰”，对于平信徒而言，没有神父介入他们和神之间，他们必须自己读《圣经》，必须有自己的信条。

　　这种主张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很自然的扩大了新教信仰的民众基础，为后来形成一种普适的宗教，同时，为韦伯的以个体行为为研究起点的“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提供了支持。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才使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契合之机。

　　4、加尔文的预定论、天职、善功和拣选的观念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加尔文预定论发展了奥古斯丁的学说，认为，一个人能否得救是上帝预先安排的，上帝在造人之前便将人类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因被上帝所拣选，所以必有信仰、必有善功、必“称义”；反之，“弃民”因不被拣选，所以必没有正确的信仰、必不会善功、必不能得救。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预定”。当然，这种说法有局限性，即既然上帝不让弃民得救，何必还要造他们？加尔文的回答是，“你是谁，竟敢同上帝犟嘴？”，认为这个问题是人的理性无法企及的。

　　但是，这种人类理性无法企及的理论，却并不妨碍它带来一个连加尔文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客观上的后果，那就是，它从正反两方面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根据彻底的预定论，人们有理由相信“善功”是得救的标志。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信仰上帝并按照上帝的“道”去生活以取得成功，便是“选民”与“弃民”的标志。人们要拼命以自己的行动以及业绩证明自己已被上帝拣选。而如果一生穷苦，那既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事。这种宿命论既可用来为资产阶级的起家辩护，又可以为劳动群众忍受剥削寻找合理借口。

　　一方面，可怕的预定论迫使人们积极进取，重视善功，创造财富。

　　在天主教那里，善功是得救的原因；在路德那里，自己心中的信仰是称义的确证；但在加尔文那里，由于人的理智无法企及上帝的意志，谁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这就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了得救的焦虑。加尔文说，善功虽然不是蒙拣选的原因，但却是蒙拣选的标志。于是，人们必定用自己的善功来证明自己被上帝拣选，而不是弃绝。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客观上造就了一种拼命工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另一方面，宗教思想的核心是荣耀上帝，享乐是有罪的，这必然导致节俭和财富的积累。世俗的生活和工作被神圣化了，而且成了荣耀上帝这一目的的手段。

　　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精神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1 诚实守信。

　　例如“切记， 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P23）“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到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在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P34）“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放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P34）“借人的钱到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因此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永远向你关闭。”（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