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的批评可概括为：1、唯心主义者；2、单线决定论者；3、粗陋的历史主义者；4、方法论上的片面论者。

　　1、什么主义者？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抑或其他？

　　韦伯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关系的学者。在他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此作过一些评论。但韦伯是对二者关系作出系统论证和分析并对后来的学者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个学者。后来的学者对他的批评也较多。有的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认为韦伯过多地重视宗教的精神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过分强调了加尔文教神学的先验成分，单从心态的角度观察社会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自身累积的要求。

　　这种批评应该说是对韦伯的误读。韦伯说：“神秘的关照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关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加以理性化，”（P15）“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P15-16）“最终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是合理的永久性的企业、合理的薄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但只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加上理性的思想、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理性的道德”。

　　事实上，韦伯在其他文章中也做了相关的论证。其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公司史》着重探讨经济发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其求职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也是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他不仅考察德国工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开始尝试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解释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对生活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中，韦伯树立了对社会历史的独到见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内在联系不断展开、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可见，韦伯虽然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推动，他并不因此而否认建立在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生产的技术手段、可靠而完备的法制制度、高效的行政机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动，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系统，仅有生产的技术手段、法律及行政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支持。

　　总体来看，韦伯对单线的决定论是持否定态度的，毋宁说是一种系统内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研究的努力只不过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进路而已。

　　有学者认为，韦伯受当时只注重“短时段”事件史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将近代早期欧洲人在劳动态度、财富观念、时间概念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统统归因于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突变，忽视了这些变化所经历的漫长历程。部分研究心态史的学者认为，韦伯不仅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论者指出，当时欧洲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习俗改革运动”，涉及当时人们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要提倡“一种正派、勤劳、严肃、朴实、守纪律、有远见、理智、自制、冷静和节俭”的伦理，这种伦理在新教和天主教地区均能发现，它是新兴的文化精英发起的改造传统文化的运动，是一场跨越宗教界限的运动。它的出现，部分归因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思潮的影响，除此之外，还与这一时期印刷术的推广、识字率的提高、教育的普及以及政治上的导引有关。因此，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转型时期多方面压力促成的，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加尔文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