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如一些高级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对重大事件中暴露出的信息瞒报、谎报，重大统计数据、指标的虚假，及隐藏在这些后面的权力腐败、官僚积弊、失职舞弊的愤怒斥责和严厉批评。

　　35、一个信号是2002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代表私营工商业阶层利益的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向大会提出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的修宪提案。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3月13日。

　　36、据报道，国务院正在委托有关单位起草行政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参见王进：“我国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4日。关于治理者与民众二者在公共信息公开方面目标的重合与差异，见本文在以下第六部分的分析。

　　37、详见宋华琳：《英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演进及其启示》，//www.jcrb.com/ournews/asp/readNews.asp？id=68257

　　38、   宋华琳译，《日本信息公开法的制定背景》，//www.jcrb.com/ournews/asp/grzy/songhl/index.asp？id=187&page=1

　　39、同注33.

　　40、据名古屋大学纸野键二教授2002年3月26日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讲座中介绍。

　　41、对此，可参见贺卫方：《二十年法制建设的美与不足》，《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7日。

　　42、同前注33.

　　43、同前注34 .

　　44、皮纯协、刘杰：“知情权与情报公开制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第23卷，第3期。

　　45、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页956。

　　46、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 郁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7、代表机制的规定并非在这些团体的组织文件（如协会章程）中不存在，只是其效果仅限于文本，由于行政的控制，事实上“失活”，受到压抑，近于停滞状态。

　　48、缺乏有效的制度渠道参与立法，实际上即缺乏有效的组织化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与要求，致使立法过程为官僚的声音所垄断，所制定出的立法不反映被规制对象的声音，正是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囚徒困境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立法不反映规制对象的要求，这样的立法自然会尽量被予以规避。其结果是你定你的，我干我的，既浪费了立法资源，又加大了执法成本，还增加了市场主体即规制对象的执业风险。而官僚对付法律规避的想当然的也是唯一的思路就是“加大执法力度”，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就“集中清理整治”，从来不去想大量违法或法律规避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违法者的谋利冲动之外，还有无其他的根源存在。实际上，很难对他们提出这种自我反省的要求，因为受利益局限，这种要求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反思界限。需要打破的是导致这种恶循环源头的官僚垄断性立法机制。

　　49、Heungsik Park：“韩国的行政公开改革研究”，//www.fnfkorea.org/fnst_eng/news/heungsik1.htm

　　50、当然可能有人会不同意这种在制度设计上过于看重司法和司法审查的“似乎”过于西方式的思路，在持有这种想法的人看来，这种思路可能或根本不适用于有特殊的东方治理传统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加强行政系统内的监督也许更符合东方的治理模式。

　　51、参见周汉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52、参见吴微：《日本〈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及其特色》，《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3、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页1006-1015.当然，按照美国的规定，法院不仅受理公民请求公开信息的诉讼，也受理要求不公开某项信息的诉讼，即“反情报自由法的诉讼”。但“反情报自由法的诉讼”也是其他私人提起的，目的在于保护不该公开的个人隐私，在两种私人权利间获得平衡。所以不管是前种诉讼还是后种诉讼，其综旨都在保护公民权利，而和保护官僚的秘密利益无涉。值得保护的国家秘密利益当然也应得到司法尊重，政府可在要求公开该类信息的诉讼中提出驳回申请的请求。关于“反情报自由法的诉讼”，参见本注王名扬书，页1015-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