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服私访模式下，与上级官员的私访相对应，普通民众，为了将真实信息传递到决定其命运的治理者，创造了许多非正式方式，包括拦轿告状、击鼓喊冤、进京告御状，它们的缺陷在于效果的过于随机性，要求的条件如时机、费用、勇气之高，使对于这方式的使用者即普通民众来说，有时变得不可操作。除非有奇冤难申，而当事人契而不舍，不惜资财。过昂的负担使它们无法成为常规可行的信息交流形式。这还不考虑受理官员本身的伦理品质，（如果碰到的是“昏官”或“昏君”，那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上。当然，正式制度上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从治理的需要考虑，国家法在个别领域做了将其一定程度上定型化和程序化的努力，如击鼓喊冤，在许多朝代都对当政官员有听到鼓声必须聆讯受理的要求，从而将这一散漫不可卜的“权利”定型化和程序化，这可算是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共同消除官僚“黑洞效应”不期然的合作努力证明，细究起来，其实也只可说是治理者一方的努力，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正式化”倾向中的作用仍可说是消极的。所以我们仍可说，在微服私访模式下，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并没有正式建立起来，这些替代性制度也未能稳定地代偿正式渠道的功能、发挥信息沟通的作用。

　　三、“焦点访谈”模式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是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广范围内的公共信息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使治理所需的信息交流的满足有了可能性。但技术只是为解决上述信息不对称提供了可能性，其真正的解决却不是技术的改进所可单独担当实现的，而在于制度与技术的互动，其中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认真而严肃的制度安排在当今中国的匮乏尤值得认真对待。这种对信息流动和真实信息的需求随着对现代公民知情权的鼓噪这一新因素的加入而更显激剧。宪法许诺了公民诸多宪政权利，知情权也被视为其中一项。「17」 现在人们开始要求兑现这一权利承诺。所以在治理的决策者、作为治理承担者的官僚机构以及公民三者之间，存在着两组信息不对称状态，即治理决策者与官僚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公民与官僚「18」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前者称之为治理问题（problem of governance），而把后者称之为宪政政治问题（problem of accountability）「19」 ，前者反映了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反映了政治中的信息不对称。

　　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信息传播技术已经现代化，而宪政未获确立，官僚与公民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决策者面临的信息困难如何在现代技术与意识形态环境下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为此，我们注意到九十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焦点访谈模式”。“焦点访谈”本是一家传媒的一个普通栏目，但由于它对严肃的社会问题的观注，在推出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但各地方电视台纷纷模仿，推出一堆类似“**访谈”或“焦点**”的克隆节目，许多人更将之作为每天必不可缺的保留节目，一些高级党政领导人也通过或公开或私下的场合表示了他们对焦点访谈节目的观注、欣赏、偏爱，这更加剧了节目的轰动效应和其权威性。「20」 而它反映的问题也必定会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从公共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焦点访谈既满足了决策者了解社会运转真实信息的需要，又满足了普通公民作为治理中的弱势群体表达意见、了解政务、参与政治的需要，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把前面提到的两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予以缓解，这正是它的成功所在。

　　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分析焦点访谈模式的局限性。首先这是传媒未独立情况下的舆论监督。焦点访谈并不触动官僚体制的根本，甚至还可以说焦点访谈本身就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是官僚体系做出的改良努力的一部分。在现行制度环境下，焦点访谈面临着两个根本局限：一是产权约束。焦点访谈以及制造焦点访谈神话的中央电视台属于国有企业，国有产权由行政官僚来代表，而它（不管是在高层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心中）又被赋予了批评包括控制它的行政部门在内的官僚体系失职舞弊贪渎腐化的责任「21」 ，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样的悖论在中国发生在不只焦点访谈和中央电视台一家传媒身上。同样的悖论也发生在传统中国的行政监察制度身上。媒体因官僚的产权控制，因而被纳入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焦点访谈因而是现代中央政府的“监察御史”，它是披着现代技术外衣的古代制度。它充其量只能如此。官僚控制之所以减弱媒体的力量，是因为“端谁的碗听谁的管”的产权力量，因为产权控制压制了媒体的生存活力，此时媒体不以真实信息换取生存机会，没有报道真实消息的动力，（在这样做时）倒面临压力。也因为在此产权制度下，真实信息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进入市场，它控制在官僚手中，而官僚没有拿这些对其不利的消息与任何市场主体交易的冲动，因为他得不偿失。另外，他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也无须以此谋利。这样的制度是不鼓励真实信息的制度安排；而私有产权下的媒体，面临着以自己的唯一产品-真实信息交换生存机会的唯一选择，真实信息成为可交换的有价值的商品，因而才有提供这种商品的激励。这是一种鼓励真实信息的产权制度安排。而媒体为求生存而提供真实信息的行为客观上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需要，这正是现代传媒作为一个行业存在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媒体是批评政府，也是政府获悉对自己的批评「22」 的基本平台，媒体的产权掌握在公众还是官僚手里，实际上是批评政府的权利掌握在公众手里还是官僚手里。所以，在传媒产权行政垄断、市场进入限制尚未打破的当代中国，真实治理信息的获得首先面临着产权制度结构上的困难。这正是焦点访谈模式提出而它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