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爱国联合会、国史学会关于停止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日史》丛书的决定，用以证明更换主办单位和名称的原因，黎氏公司对变更并无异议;

　　4、爱国联合会的证明，用以证明更换主办单位和名称是由于黎氏公司造成的，由抗战史学会继续编纂，黎氏公司并无异议;

　　5、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与抗战史学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的决议，用以证明黎氏公司对变更并无异议，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春苗的书面证词，用以证明黎氏公司对变更并无异议;

　　7、抗战史学会致国史学会、爱国联合会的函，用以证明抗战史学会愿意继续编写编日史，并愿意承担债权债务;

　　8、有关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写的批件，用以证明变更主办单位是合法的;

　　9、黎氏公司起诉抗战史学会的起诉书，用以证明抗战史学会承担的是权利义务，而不只是义务;

　　10、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2)丰民初字第848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抗战史学会承担的是权利义务，而不只是义务;

　　11、黎氏公司授权黎氏公司代表的授权书，用以证明更名原因是黎氏公司违规操作;

　　12、记帐凭证，用以证明黎氏公司禹玖霞所花费的费用。

　　经质证，原告黎氏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证明力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解散了编日史委;对证据4，认为是爱国联合会自己提供的，与证据3相矛盾，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构成解散的理由;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证词所述时间与事实不符，国史学会、爱国联合会从未作出过变更名称的决定，多次打电话通知我方董事长的事实不真实;对证据7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黎氏公司曾举报过编日史委及其工作人员，不能证明导致了编日史委的解散及更名;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与证明力均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1、2、3、4、5、7、8、9、10、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的真实性，因黎氏公司持有异议，出具该证据的李春苗亦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的真实性，因黎氏公司持有异议，且抗战史学会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0年2月，国史学会、爱国联合会为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日史》，共同设立了编日史委，由其负责日常工作。2000年8月16日，黎氏公司与编日史委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载明：国史学会、爱国联合会成立了编日史委，负责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日史》，黎氏公司决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用于该书的编纂;黎氏公司决定在2000年8月20日前一次性投入50万元人民币交付李春苗(编日史委代表)、禹玖霞(黎氏公司代表)作为定金，第二批款150万元于2000年8月30日前支付编日史委，余款300万元于2001年3月29日前支付编日史委;黎氏公司享受18%的利润回报，并在1年半内收回本金;在图书全部出版发行1年半内，黎氏公司收回全部投资，如超期，黎氏公司有权追收国家银行同等利息部分。协议签订后，双方又对第二批款150万元的支付时间作了修改。2000年8月22日，李春苗、禹玖霞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黎氏公司电汇的港币42万元(实际收到人民币444 838。7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