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发展权的实践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构建以发展权为基础的发展民主，应针对农村发展现状，以统一性与差异性的视角，从组织、制度与环境三个层面加以实践。首先从主体发展层面考究，创新组织形式，构建以政府、社区与农民三元为基础，农村多元化组织形式。同时应优化其内外部治理环境，促进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农村社区以村庄为基本单元，具有区别于城市社区自身的特点，因此处理好与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政府发展权力的运行与农民发展权利、社区发展权利的运行目标必然会出现偏差，因此通常建立基层弹性化的行政机构设计，提升基层行政的社会回应能力，同时应建立相应制度予以维护与协调。其次从制度安排层面考究，应以促进以三元为基础的农村组织发展，以发展促规范，以制度、规则的改变，促进政府、农村社区与农民的发展。主要从政府、农村社区与农民三个发展层面考究进行制度完善，以形成同质同向、异质同向的制度合力，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多中心维度的制度建构。最后从环境优化层面考究，促进制度力、组织力、经济力、社会力、文化力和谐发展，促进基层行政发展权力与发展权利的和谐共促，并与相应外部环境协调，形成制度内外部环境的良性循环情势，从而最终促进农民发展权的真正实现。

　　三、制度建构：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多中心维度

　　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多中心维度，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农村组织革新的必然要求。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同时也提升人们行为的预见性，其与组织发展紧密相连。曾有学者认为，从深层次上，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体。[6]（P153）从政府、社区与农民三元和谐发展出发的制度建构，通过制度创新来改善其行为方式与行为体系是重要方面。

　　第一，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的建构原理。在新农村建设中，实践发展民主必须首先明晰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关系、价值、理念、原则等，从而明确发展民主的建构原理：其一，新农村建设中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关系定位。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单靠农民自身力量暂时还无法保护自己权益，需要政府给予扶持，促进农民利益的发展，因此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关系从相互制约到制衡，再到互促发展关系。其二，新农村建设中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制度价值。法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其追求价值，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和谐在法价值中逐渐显化，以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为逻辑基础，促进基层行政权力与农民权利的和谐发展，在法治环境下实现和谐统一体，从利益和谐走向和谐利益。同时，法的和谐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发展中也在逐渐显现，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发展民主的应有之义。其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制度理念。从传统控权论逐渐演化，从公共行政逐渐向平衡行政、法治行政、程序行政转化，从管理行政向公共行政、服务行政转化，从利益与利益机制出发，协调基层行政权力与农民权益的关系，逐渐形成发展民主，以促农民发展来促进农民权益保护。其四，新农村建设中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制度原则。法治行政包括内容众多，如依法行政、行政立法等，在这诸多环节需要以相应法治原则为指导，法治行政的原则从合法原则向合法与合理并重、权力与权利平等、公平与效率协调原则变迁，这对于保护农民在发展中利益至关重要。其五，新农村建设中基层行政权与农民权益的制度框架。发展民主的构建需要制度的维护，以发展权为核心，注重基层行政能力提高的前瞻性行政构建，农民自身能力提升的制度构建，通过组织发展与制度安排，提升农民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做到制度之间的和谐，制度之间同质同向，异质同向，以及制度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的组织发展。组织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民主多中心维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和组织内部设计的优化。根据米格戴尔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可以推断，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界是通过互动而内生的，是相互转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7]这一分析方法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即“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分析范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强调人们必须意识到，私人领域（个人权利域）、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的形成是通过互动内生而成的。新农村建设中各种组织的生成，组织形式的逐步多样化是必然趋势，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协会等。组织多元化的同时，其组织内部设计优化是农村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中基层行政组织设计优化是重要内容。由于基层行政机构直接面对各种社会事务，服务于农民，因此要加强弹性化组织设计，提升其对社会事务的回应能力，强化建立基层行政机构与农村其他组织，如农村社区、农民合作组织等之间沟通畅通的情势。对于农村生成的其他组织，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本着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以合作、服务和教育为基础，努力推进农业合作社、农村工业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医疗合作社和养老保险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社形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