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我国的普通民众目前还不具备足够的登记意识，还不习惯于在订立合同后及时地办理登记手续，况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目前，我国都缺乏一个足够完备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有大的改观。基于此，如果一律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对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只交付不动产或其权属证书、未进行登记的交易模式完全不予考虑的话，显然是不妥当而且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在将来进一步修改物权法草案时，应当通过更为细致、周全的规范设计，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这种交易模式相应的物权变动效果。

　　注释：

　　[i] 本案例的名称为“南阳市机电设备公司诉郑立东、南阳市岩达经贸公司合作经营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02）豫法民一终字第077号”，以下简称南阳案。

　　[ii] 该协议的内容与本文讨论主题无关，故在此省略。

　　[iii]该案件的案例名称为：“长沙市商业银行华夏支行诉湖南爱克制药有限公司、湖南美罗银河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北京三雄高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刘方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为：“（2003）民二终字第161号”。本案的案情比较复杂，除涉及贷款担保之外，还涉及股东出资不实以及关联交易问题，这些案情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无关，故在此予以省略。

　　[iv] [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0—221页。

　　[v] 同上书，第200—202页。

　　[vi] 确切地说，应该是“至少能够产生一项请求权”，因为该合同可能还产生其他效力，比如对履行结果的受领力。

　　[vii] 通说认为，此种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参见王利明：《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viii] 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封信叫停物权法事件”就是这种路径依赖的体现，当然，这样的事件是比较极端的，通常只能在法学场域的某个偏僻的角落才能发生，从总体上看，那套旧的知识体系的影响力到目前已经大大减弱。

　　[ix] 当然，严格地说彻底返回当时的历史语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毕竟处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观念中已经带有我们时代的“前见”，我们只能带着这些 “前见”去理解历史文本，这是一个伽达默尔所描述的“视域融合”过程。参见[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 395—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