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5条第1款第1句规定：“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学界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是否以意思联络作为构成要件的问题，观点不一，有主观的共同关系说与客观的共同关系说。

　　持主观的共同关系说的学者主要有梅仲协先生、郑玉波先生、戴修瓒先生等人，[10]他们认为，各个计害人之间不仅须有行为之分担，且须有意思之联络（即共同意思），至少必须有共同的认识，否则若干偶然竞合在一起的多人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共同侵权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共同意思的原因在于：首先，对共同侵权行为，“法律上所以加重规定者，乃因其既有行为之分担，复有意思之联络或共同之认识，同心协力，加害之程度必较单一之行为为重，故应使之负担较重之责任。否则若未同心，焉能协力，既不能协力，则虽有数人，其所为者与由各个人单独为之者何异，故无使负连带责任之理。”[11]其次，“民法典”第185条第1款第2句规定：“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这里所谓不知其中孰为加害人，指的就是数人共同从事危险行为而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形，因此第185条第1款第1句所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这是真实的共同侵权行为-必须以行为人有意思联络为必要。[12]

　　持客观的共同关系说的学者主要是史尚宽先生、王伯琦先生、胡长清先生等人，[13]他们认为，各个加害人之间无须具有意思联络，只要数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发生同一的损害结果，即可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因为“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同正犯，非尽相同。刑法上之共同正犯，除有共同之犯罪行为外，必须有共同意思之联络。盖以刑事责任以犯意为中心观念，在民事责任，则以补偿损害为目的，如其损害之发生系由于行为人之共同行为，纵使其无意思之联络，应即使负连带责任。反之，如其损害之发生非由行为人之共同行为，则纵使其有意思之联络，除其应负教唆或帮助之责任外，要难使其负共同加害行为之责任”。[14]此外，就保护受害人而言，倘若要求其证明被告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则受害人将有难于求偿的危险，于情于理，均不符合。

　　查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5条的立法理由可以发现，立法者的本意是要求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的，该理由写到：“查民律草案第950条理由谓数人共同为侵害行为，致加损害于他人时（即意思及结果均共同），各有赔偿其全部损害致责任。至造意人及帮助人，应视为共同加害人，始足以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其因数人之侵权行为，生共同之损害时（即结果共同）亦然。此本条所由设也。”[15]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最初采纳的也是主观的共同关系说。如1931年上字第1960号判例指出：“他人所有物而为数人个别所侵害者，若各加害人并无意思上之联络，只能由加害仁各就其所加害之部分，分别负赔偿责任。”不过在1978年台上字第1737号判例中，法院又改采客观的共同关系说：“民事上之共同侵权行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即加害行为）与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权行为人间不以有意思联络为必要，数人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苟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均为其所生损害共同原因，即所谓行为关联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权行为，依民法第185条第1项前半之规定，各过失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应负全部损害之连带赔偿责任。”不久，法院在另外的一个判例中进一步指出：“按共同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固不以加害人有意思联络为要件，但仍须有客观的共同关联性，即必须损害之发生，及有责任原因之实施，二者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为其成立要件，如就其行为确能证明绝无发生损害之可能性，则行为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即难令负共同侵权行为之连带赔偿责任。”[16]依据学者的见解，法院改采客观的共同关系说的原因主要是“基于第三人责任保险尚不完善，而客观说对受害人之保护较为周全。这是一种务实的考量而非纯理论的结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