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将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抽象人格平等地赋予所有的自然人，也不能一劳永逸。因为每个人的行为能力、经济能力、身体状况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种平等的法律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这就要求在立法执法中还要兼顾诸如消费者、未成年人、残疾人、劳动者等具体人格。当然这些新式的具体人格不同于诸如本国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这些旧式的具体人格。这些新式的具体人格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因为兼顾这些具体人格，才能使这些“弱者”与“强者”公平竞争，实现社会的真正公平。

　　我国已经制订了对消费者、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归侨侨眷以及劳动者等权益保护的法律，这符合现代抽象人格论的要求，是中国民法进步的标志。

　　（二）法人人格抽象化是建立我国抽象人格制度的重要步骤

　　罗马法人格学说的最大成就是将人与人格相分离。这种游离出来的人格与团体相结合，就形成了诸如国库、市府、宗教团体等自然人以外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这种独立人格的团体是现代法人的雏形。一千多年后的意大利注释法学派才创制“法人”这一词语，但意思是“以团体名义的多数人集合”。可见，这一词语徒有“法人”称呼，实质是团体，因为它不具有独立人格的因素。后来，教会法学派为了解释教会对世俗财产的所有权，想像着团体成员的多数人之外还有“抽象人格”的存在，该人格就是法人。它与自然人一样，能够享有财产所有权。后期注释法学派在教会法学的理论基础上定义法人：“在团体成员的多数人之外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注：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概念的确立。最早将这一法人概念引人制定法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邦普通法典，（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120页。）后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用，传至全世界。由此， 法人是抽象的产物，法人人格的本质是抽象人格。只有认定法人本质是抽象人格，才能实现法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才能实现法人与自然人地位的平等。

　　法人的人格就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我国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法人民事权利能力要受到法人目的的限制。法人目的即法人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佟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教材认为，法人因各自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同，其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各有区别，并且称法人的权利能力是特殊的权利能力。（注：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可见，我国法人的权利能力， 即法人人格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因而也是具体的。我国有关法人的具体人格观点，不符合法人抽象人格的本质特征。这其中的症结在于对法人目的性质的认识。

　　关于法人目的的性质，具有代表性的学说有两种：第一种是权利能力限制说，认为法人目的是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比如，日本民法典第43条规定，法人仅于目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能力。我国民法通则亦采此说，认定法人目的外的行为当然无效。第二种是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法人目的只能限制法人的行为能力。而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权利能力一样，不受限制，包括不受法人目的的限制。瑞士民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纳此观点。就连采用权利能力限制说的日本，其“判例学说也在竭力软化日民条43的规定”。（注：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近来， 我国学者的观点也趋向于这一学说，如梁慧星先生认为：“权衡上述关于法人目的限制性质的各种学说，似应采行为能力限制说。”（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超越法人目的以外的行为并不当然无效，类似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我国《合同法》一改过去的做法，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可见，我国立法开始抛弃法人目的的权利能力限制学说，逐步意识到法人人格与自然人格一样，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不存在任何特殊”，因而是抽象的。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及相关民事立法应当与合同法一致，从而使“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原则由“公民”扩大到法人。这是我国人格制度进一步抽象化的一个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