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法上，近代民法上基于人之本体的人格保护模式，被笼统地冠以“人格权”的概念。“人格与人格权的关系问题可以简化为作为主体资格的‘抽象人格’与作为人的身体和精神要素的‘具体人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抽象人格由人本身（人的存在）和身份要素构成，而人本身则由具体的人格要素构成，具体的人格要素乃是抽象人格存在的根本前提，所以必须加以保护，这就是人格权。因此，具体人格只不过是抽象人格的构成要素之一。”[9]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人格权”，与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诸多 “外在于人”的权利不同。其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法律地位，或者是自然权利体系中的“天赋权利”，它的内涵与罗马法以及承继罗马法各国的传统权利观念相距甚远。

　　根据康德的权利体系的划分，权利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人格被视为“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物权、债权、亲属权被视为“获得的权利”，属于实在法（民法）确认的对象。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康德认为人的自由还应具有一种天赋的一般行为的权利， [10]即支配自身、享有意思自由的权利。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天赋的一般行为的权利”就是人格权，它也应与人格一样归属于“天赋的权利”范畴。而且在康德的权利体系中，除身份权和财产权属于“获得的权利”之外，人格权并不包括其中，所以人格权只能归人人格的涵义内，二者同属于“天赋的权利”。[11]按照这种认识，人格与人格权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原因，各国民事立法上长久没有采用“人格权‘’的概念。直到 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才有专门的理论论述，20世纪初传人法国，二战之后才在德国得到广泛的承认。[12]我们发现，不仅《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没有规定人格权，而且《德国民法典》对人格权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那些被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是”人格权“规定的内容，实际上并非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 ”权利“，而仅仅是法律对于”人格“的保护。《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在这里，一方面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并没有定名为”权利“，但它们又需要得到像”权利“一样的法律保护，所以只得将其与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并列。显然，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立法现象。实际上，当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理论发生冲突时，暂时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立法技巧也是常见的情形。此后，《瑞士民法典》也同样如此。《瑞士民法典》在开篇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了”人格的焊护“，其核心条款是第28条第1款：”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在这里，虽然人格受到侵害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它不是作为权利客体被保护的。在传统理论看来，权利的客体只能是”身外之物“，”内在于人“的各种伦理价值要素不能成为权利的客体。此种情况下，如果将人格权置于民法的权利体系之中，就会打破各种权利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恐怕就是近代大陆法系民法一方面给予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以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又将其与”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相区别的原因。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否定“人格权”概念的存在了，但因为它与传统权利理论的定式相悖，加之现行各国民法多将人格权的内容置于主体部分或侵权行为部分来规定，更使一些学者认为人格权在理论上不可能与物权、债权、亲属权、继承权一样独立成编。因为民法所规定的“权利”是“外在于人”的。意大利著名的现代罗马法学家的彼德罗，彭梵得在解释“权利”本质时认为，“受法保障的，在外部世界实施活动（行为）的权能或可能性。”[13]这是一个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论断，但他仍然将“权利”的法力确定在“外部世界”的范围。而人格权是不符合这个法力范围的，它所保护的是人的存在，是人自身的伦理价值，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东西。在由法国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起草的《埃塞俄比亚法典》中，将人格权与人格放在自然人一题下同一章内加以规定，并称“内在于人格的权利”。[14]这是一项十分有代表性的立法例，它表明，现代民法虽已有人格权的规定，但它与其他权利的性质是不同的，这里的人格权是一种对人格伦理价值的“内在于人”的保护方式。简言之，人格权只是对人本体的一种保护方式，它与人格都属于主体制度的内容，在现有理论框架内还不可能归人民法权利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