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明确控辩双方对各自主张的事实须分别予以举证证明。具体来说，当辩方提出“证据为非法取得”之主张，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线索，足以使裁判者认为，有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可能时，控方即须提出事实予以反驳，对于反驳的事实，由控方举证加以证明。对于控方的反驳和举证，辩护方进一步加以反驳的，辩方须对自己提出的反驳的事实加以证明。依次类推。如在日本，一旦证据物的搜查程序违法已由被告人一方证明时，对搜查、扣押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就落在控诉一方。同时，自白具有证明能力的举证责任也要由检察官承担。最后，赋予裁判者一定的调查核实的权力。经过控辩双方的举证，如果裁判者仍不能确定“证据是否为非法取得”时，应当允许其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一方面，这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护。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其举证能力显然比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薄弱。在很多情形下，即使其掌握有相关的证据线索，也很难取证。如原本被关押在同一监室的被羁押人已被释放，无法取得其证言等。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裁判者客观、公正的立场。人民检察院不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负有客观义务，而且在审前程序中，特别是审查起诉阶段，其职权具有明显的司法权性质。这就要求检察官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处理。而这一要求对于法官而言，更是无须赘言。并且，就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言，也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我国刑诉法第158 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同样适用证据是否为非法取得的情形。

　　其二，关于证明标准问题。

　　如前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我国，“证据是否为非法取得”的证明标准为“查证属实”。所谓“查证属实”，是指某事实或某行为确实已经实际发生。这与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相一致，是最高层次的证明标准。从理论上来讲，此证明标准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可能达到的。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该标准明显过高，一般很难达到。这一方面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辩护人权利也有限，主观上举证能力薄弱；另一方面，非法取证的主体主要是公安人员与检察人员，上述人员不仅拥有强大的权力，而且一般均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对他们实施的非法取证行为，举证难度很大。因为，为了避免因非法取证行为被揭穿而导致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包括由此取得之证据被排除，影响破案率以及本人因违法、犯罪而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等，他们一般均选择隐蔽的、不易为外人发现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取证。如在深夜提审犯罪嫌疑人，在本机关内部的审讯室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及使用不留伤痕的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口供等。除了犯罪嫌疑人本人以外，很少有其他目击者，也没有可供鉴定的肉体伤或其他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