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护法治尊严

　　亚里斯多德曾言，“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又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据此，确立法治，既要制定完善的立法，同时，也要强调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具体到刑事诉讼领域中，为了保障人权，各国无不在立法中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了规范和制约。这种制约有时来自于宪法性的文件。如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禁止非法搜查与扣押的规定、第五修正案关于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德国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中体现的“法治国家程序原则”的规定；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关于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的规定、第17条关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等等。更多、更具体的制约则来自于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如各国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法的形式所确定的关于搜查、扣押的程序；关于讯问的程序；关于监听的程序，等等。按照法治原则的要求，上述程序性的规定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然而，非法证据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没有遵行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给法治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危害。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减少这种危害。

　　首先，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免于非法取证行为的挑战。非法证据原自于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的行为是对宪法、法律公开的漠视、怠慢和侵犯。不加限制地使用非法证据，等于间接地认可了非法取证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宪法与法律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反之，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否定非法的取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捍卫和保护了法律尊严。其次，使司法尊严免受非法证据的“玷污”。在实践中，非法证据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审前阶段违法收集的证据，与司法机关本无关联。然而，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被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最终则取决于法院。换言之，侦查违法必须借助于司法机关的认可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此情形下，如果法院不加限制地采纳非法证据，就会沦为违法侦查的“帮凶”。正因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呼吁：从法院作为公正的机构和自由的守护者的尊严考虑，法院不应当卷入这种“肮脏的交易”。最后，敦促侦查人员依法行事，树立公正执法的形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执法者，本身应当自觉守法，并以此带动普通民众共同守法。而某些执法者违法取证，带头违法。在此情形下，使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消除违法取证的动机，杜绝违法取证的现象，有助于树立执法者的良好形象，增进公民对执法机关的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