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我们研究这个选题的起因是：自从接触产权经济学以来，我们一直希望就土地产权初始配置问题设计一个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然后应用这个框架分析其它各种财产制度的历史变迁。理论研究不必然导致促进公共福利的结论。它也不能为了吁求社会功利目标，对事实进行选择。我们设计这个分析框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考察理论方法的分析力量。但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人追求最经济的产权保护。因此，任何制度变迁都要服从一系列的道德目标。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对家庭农场经济的道德态度是否合理取决于我们对理论方法的运用是否正确，当然也可能取决于产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本文对中国改革后续目标的设定仅仅来自理论上二取其一的结论。前文讲到，产权是自我规定的。因此，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如果产权通过推动一个巨大的产权保护单位内部的全面社会危机不能够总体上提高产权制度的效率，它就会推动国家在新的临界点到来之前重塑其保护和履行产权的职能。由于物质要素、制度要素、意识形态都在变化，产权内在的发展逻辑将朝向哪一种前途尚不得而知。但是经济人可以按照产权内在的发展逻辑对制度变迁的前途进行选择。经济人的选择也就是社会理性的选择。在法律实践中，仅仅国家能够扮演社会理性的角色，代表民众进行选择。由于仅仅后一种选择能够重塑国家的权威，它很自然就成了本文吁求的国家改革后序目标。事实上，当代人都不愿意承受全面社会变革的代价从而为后代人购买公共物品（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所以国家的这个选择也往往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

　　注释：

　　[88] 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前揭注76，页21.

　　[89] 其权力往往由村级组织代为行使。

　　[90] 为了加强集权统治，中国的官民比例一直在持续上升。现在，中国的官民比例为历史之最。例如：西汉时期，官民比例为1：7945；唐高宗时为1：3927；元成宗时为1：2613；清康熙时为1：911.中国现在是1：30.（这是经济学家董辅艿在1997年第21期《改革内参》上发表的《改革的障碍就是政府》一文中的资料、观点。参照刘智峰，《第七次革命：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页18，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995年，中国国家机关、共产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就业的人数为1，042万人，在事业单位中就业的人数为2，534万人，合计3，576万人，占全国职工人数的24％；企业中，党委、工会、共青团等思想政治组织的管理人员占10％以上，约为1，136万人。这些吃“皇粮”的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2％。在农村地区，全国有4.8万个乡镇，80万个村，如果一个乡镇按照60个吃皇粮的计算，一个村按照5个吃皇粮的计算，那么中国农村地区有690万人吃皇粮。这些吃皇粮的官员每年吃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是周天勇在《“皇粮”吃掉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一文中提出的资料、观点。参照刘智峰，《第七次革命：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页23-25，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91] 以上两个资料为邓大才提供。参照邓大才，前揭注37，页36。

　　[92] 邓大才发文认为：废除乡镇政府是大势所趋。参照邓大才，前揭注37，页36。

　　[93] 土地私有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效率理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等。参照郑风田，《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页126，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

　　[94] 参照关雪凌，《艰难的历程-俄罗斯经济转轨八年》，页15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95] 参照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页35，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